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第3/4頁）

不僅國民黨理論宣傳如此，一些民主黨派也有如此認識。1938年12月，國家社會黨領袖張君勱發表了《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在擺出各種質疑之後提出，“竊以為目前階段中，先生等既努力於對外民族戰爭，不如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使國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塗，而不必出以灰色與掩飾之辭。誠能如此，國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國家為出發點，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526

“溶共”在大張旗鼓地進行，這是中國共產黨必須面對的無形壓力。然而國民黨的理論指責並不是胡攪蠻纏，並不是簡單粗暴地扣帽子、打棍子，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回應這種批判，就需要中國共產黨拿出一個能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來與三民主義抗衡，並在理論上、實踐上戰勝三民主義。而這個理論，必須是旗幟性的，沒有這面旗幟，中國共產黨不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當然，沒有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也不能成為毛澤東。

給毛澤東帶來壓力的，除了黨外，還有黨內的。遵義會議之後，雖然說毛澤東已經成為黨中央的“頭號人物”，但是其地位是不穩固的，也會不斷地受到質疑和挑戰。

1935年遵義會議上，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就直接批評毛澤東，“你懂什麽馬列主義？你頂多看了些《孫子兵法》”527。事實上也正是這樣，“沒有吃過洋面包，沒有去過蘇聯”的毛澤東在馬列主義理論的起點上是低的，只是在1918年和1919年兩次去北京時接觸了一點馬列主義，後來再也沒有時間學習。一直忙於群眾工作和各種各樣的革命行動的毛澤東是不可能像個學者一樣有時間、精力和心情坐下來好好研究《資本論》的。因此，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只是間接的、零碎的。1932年，毛澤東第二次被迫離開中央，被王明安排在長汀休養，這時的毛澤東才真正發奮要去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他在1957年回憶說，“1932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紮紮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528

兩年之後的毛澤東是否還那麽熱愛馬列主義呢？我們從點滴的材料裏似乎能夠看出一點點，R.特裏爾在《毛澤東傳》裏這樣說，“在他私人的小包袱裏總裝著雨傘和書。裏面的東西不斷地更換，《水滸傳》卻是一直帶在他身邊。沒有材料表明，毛在長征時帶了馬克思或列寧的著作。”529

當然，毛澤東是愛讀書的，也是有理論水平的，但是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比起莫斯科中山大學科班出身，同時在作報告時又能引經據典、口若懸河、條理清晰的“活馬列主義”王明，卻又明顯稍遜一籌。

事實已經證明，看過一些《孫子兵法》的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是王明所不能比的，但問題是1937年時，統一戰線建立了，對蔣的鬥爭中作戰指揮能力的重要性下降了，理論水平的重要性提升了。而正在這個時候，王明回國了，並且是以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書記的身份回來的，儼然“欽差大臣”。12月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又稱十二月會議），會議的第一天王明就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共產國際的“指示”加上王明的“口才”，新方針受到“一致擁戴”，會議上毛澤東雖然也做了一定的辯白，但是最終還是選擇了服從多數人的意見。

1937年12月9-1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後的合影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凱豐、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康生。

當毛澤東的既定思想路線被拋棄的時候，毛澤東又一次被孤立，走向落寞。“命令出不了窯洞”530的毛澤東再一次韜光養晦531。半年之後的1938年五六月間，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了長篇演講《論持久戰》。1938年8月，王稼祥自蘇聯回國，帶來了季米特洛夫532的口信——“在領導機關中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這下好了，有了“太上皇”的肯定，毛澤東乘勢立即召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就此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概念，號召全黨同志要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廢止洋八股，避免離開中國的特點抽象地空談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實際上就是對王明路線的否定。

1938年11月，六中全會後，毛澤東開始掌控中央，此後其地位再也沒有動搖過。王明開始出任眾多閑職，1941年後，因病長期休息，1942年整風中受到批判，解放後，數次請假去蘇聯治病，1956年最後一次去蘇聯治病之後，長期留居蘇聯，再也不回國內。在蘇聯寫了大量的東西，直到1974年病逝於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