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靈甫的悲劇（第3/3頁）

1934年11月，蔣介石電令桂系白崇禧集結主力於灌陽（廣西桂林市下轄縣）以北各關口，與湘軍合力組成第四道封鎖線。歷來與蔣不和的白崇禧自然知道如何處理這一命令，當得知紅軍已進攻道縣之後，明白紅軍必須要過境，於是借口南線兵力不足，於11月21日夜親自下達了轉移大軍於龍虎關的命令，在全州、興安、灌陽布防的第15軍撤往恭城，灌陽全縣完全開放，致使65公裏防線無兵防守達七天之久。然而當時的紅軍最高軍事領導人李德並沒有明白“其中玄機”，從而錯過良機，使得湘江之戰成為長征中最慘烈的戰鬥，中央紅軍由原來的8.6萬人，只剩下3萬人，導致後來老百姓“三年不食湘江魚，十年不飲湘江水”。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圖

1934年12月，紅軍被迫進入貴州。貴州是王家烈當家，被稱為“貴州王”。蔣介石認為“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機會”，因為“共軍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比我們專為圖黔而用兵還好。川、滇為自救也不能不歡迎我們去，更無從借口阻止我們去。”403薛嶽部隊（中央軍）的兩個縱隊，受蔣介石之令，404不管王家烈是否願意，也不和紅軍戀戰，急行軍長驅進占貴陽。薛嶽進城以後，不提追剿紅軍的事，倒是把王家烈的衛戍司令撤了，換成了郭思演，還搜集了“關於貴州行政紊亂和財政奇絀”的情況材料。就在薛嶽坐鎮貴陽與王家烈爭權奪勢之時，中央紅軍乘機在黔北休整了十二天，“使紅軍在湘南之疲勞，完全恢復，精神一振”，405更重要的是還順便還開了一個會，叫“遵義會議”。在貴州，蔣介石最大的收獲就是使王家烈變成了末代“貴州王”，後面就沒有什麽作為了。

由於有了貴州的前車之鑒，1935年4月底，當紅軍進入雲南時，“雲南王”龍雲除令孫渡406趕緊回師外，還令雲南省內部隊回守昆明，使得中央紅軍進至昆明北部尋甸、祿勸、元謀地區時，如入無人之境，活動了幾天，消滅了一些地方團隊，補充了一些所需的物資。5月10日，蔣介石和宋美齡親自到昆明督促龍雲追剿紅軍，龍雲表示了對中央的忠誠，但婉言拒絕了薛嶽中央軍進駐昆明的要求。也正是因為龍雲的這一些舉動，中央紅軍全部人馬才趁機渡過了金沙江，跳出了數十萬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戰略轉移中的決定性勝利。

在統治大陸的二十二年裏，蔣介石一直試圖消滅這種“派系觀念”和“地域關系”，但是他基本上都是采用權謀的方式去解決的，正是這種解決理念，使他的治理僅僅停留在“術”的層面上，面和心不和，最終這個問題也沒有解決好。

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中國發生了解放戰爭中最著名的淮海戰役，解放軍60萬對國民黨軍80萬。就在11月6日夜裏，黃百韜跟南京派來的“總統戰地視察官”李以劻交心：“如果我被圍，希望別的兵團來救不可能。古人說：勝則舉杯相慶，敗則出死力相救。我們是辦不到的。這次戰事與以前戰役性質不同，是主力決戰，關系存亡。請告劉老總（總司令劉峙），注意激勵各級戰場指揮官，否則同歸於盡，誰也走不了。”事實正如黃百韜所料，經過十天的戰鬥，解放軍就全殲了其部隊10萬余人，黃百韜自殺。戰後，剿總司令劉峙總結時列舉了十三條失誤，其中有這樣兩條：一、戰區間協同不良，兵力轉用欠靈活，尤其是黃維兵團未能及早東進參戰，失去戰機；二、各部隊長官個人之間，平時精神上有隔閡，戰時不能有效協同，以致雖有大軍，也難發揮最大合力。

蔣介石在敗退台灣之後，總結其“非失敗不可”的第一條原因就是“內部不能精誠團結，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撥的可乘之機。”1950年8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正式成立，在蔣介石的講話與各項章程中，提出了改造國民黨的方針與綱領，第一條就是“排除派系觀念”，“打倒地域關系”。經過兩年多的改造，“清除了黨內的反對勢力，使國民黨各級組織的混亂狀況有所改變，內部的派系矛盾有所緩和”407。但這已經是在台灣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