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神壇的洪秀全（第2/4頁）

1844年10月，受不了貧困生活的宗教領袖洪秀全便離開廣西回花縣老家，一腔熱血的馮雲山獨自留下來，輾轉到達“山深地僻”的紫荊山區，開始了其艱苦卓絕的宣傳教義、組織發動群眾的工作。他白天教書，晚上手提火把，翻山越嶺，串村走寨，宣傳拜上帝教，發展會眾。那些耕山燒炭的山民對他也十分信服，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發展了山區農民、燒炭工3000余人，培養了楊秀清、蕭朝貴等一批骨幹分子。

洪秀全離開廣西回老家是否是為了關門創作，閉關修行，整理修訂自己的拜上帝教，不得而知，但是1845年至1846年間，洪秀全在家鄉的確寫下《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改邪歸正》等文章。而這時的洪秀全對基督教的認識，也還僅僅來自於對《勸世良言》的自學及領悟，正是這種對基督教教義的簡單的理解形成了他拜上帝教的基本思想。

可能是洪秀全意識到《勸世良言》裏的許多矛盾和錯誤，或者也可能他需要更高層次的理論修養，1847年春，他來到廣州，找到了美國新教傳教士羅孝全127。在這裏，洪秀全才有機會讀到了中譯本《聖經》和其他一些基督教書籍，接觸了不少基督教人士，聽了他們比較系統的講道，這使洪秀全大大豐富了“正統的”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知識。他在廣州的事情，人民大學張鳴教授寫得很有意思：

然後他就準備去學習新教教義，他還真找了一個美國傳教士羅孝全學了幾個月，然後就要求受洗。當時的程序是這樣的，信徒先要信教，然後提出受洗要求，此時教會又會考驗他幾個月，考驗通過以後才能為他施以洗禮。羅孝全在跟洪秀全交流的時候，發現這哥們有點奇思妙想，挺不規矩的，於是就猶豫了一下，拒絕為他施洗。要知道當時的信徒大多是像梁發這類人，文字都不太通，更多的人還不識字，現在好不容易來了個識字、還曾考過試的人，應該屬於教會的人才了，但是這個傳教士居然不給他施洗，於是洪秀全就生氣離開了，從此自立一個教，自己傳教去了。128

這一段裏可能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點就是羅孝全覺得洪秀全“挺不規矩的”，先入為主的《勸世良言》可能和正統的基督教思想產生了沖突，沒被羅孝全糾正過來，或者羅孝全發覺洪秀全要求受洗有一種功利主義的目的，以利於增強拜上帝教的說服力，總之，並不像一個真心信教的教徒；第二點就是“從此自立一個教，自己傳教去了”，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四年前就創立了，後來的傳教事業只是被暫時放棄了，這次被拒絕只是為他回廣西傳教增強了決心而已。

1847年7月，洪秀全再次回到廣西與馮雲山會合，面對馮雲山開創的大好局面，洪秀全喜出望外，尤其喜的是馮雲山在傳教過程中，把洪秀全塑造成了一個救世主的形象，使群眾人人都知道他們的救世主洪先生，大家也都企望他們的領袖的到來。洪秀全那“端莊威武”的容貌，“疾惡如仇”的性格，以及“斬邪留正”、“共享太平”的主張，深入會眾人心，因此，對洪秀全“奉之若神”。

1847年冬，洪秀全、馮雲山在桂平帶領會眾搗毀廟宇，引起了地主豪紳的不滿，並以“聚眾謀反”的罪名將馮雲山扭送縣衙。洪秀全為了營救馮雲山，返回廣東向兩廣總督耆英提出申訴，要求釋放馮雲山，結果是徒勞碰壁。1848年5月在楊秀清的領導下，通過賄賂的方式，營救了馮雲山。

1849年7月，洪秀全和馮雲山一起重返紫荊山。這時候，正值廣西災荒嚴重，饑民遍地，拜上帝教也在和地主團練的鬥爭中，日益發展壯大。面對著大好革命形勢，洪秀全和馮雲山立即命令各地會眾“開爐鑄鐵”，“明打犁耙，暗打刀槍”，拜上帝教進入了起義準備階段。

1850年，洪秀全發布“團營”號召，各地會眾紛紛向金田集中。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陰歷十二月初十），拜上帝會眾萬人在金田村“恭祝萬壽”，23日，洪秀全在武宣東鄉“登極”稱“太平王”，後改稱“天王”。

有的學者說，“洪秀全從一個傳統儒生變成儒家文化的叛逆者，具有很大的偶然性。”129然而這種偶然性卻是發生率極高的。

洪秀全走向神壇，既有偶然性，同時也是帶有歷史的必然性的，當然我們的教科書都說這是因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宏觀經濟政治形勢發展形成的，然而我卻認為這種必然性卻可以從更微觀的角度去解釋。

造反者大抵可分三類：

一類是逼上梁山的。這一類型的主要特點就是隨著現存環境給他的壓力不斷加大，超過了他的心理底線，憤起而反之，正如吳思在他的《隱蔽的秩序》裏講的U型反轉。其代表人物就是林沖，一個安分守己的東京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父親是東京的提轄官，嶽父也是禁軍教頭，有一個貌美的妻子。正是因為太尉高俅之子高衙內垂涎林沖妻子的美貌，多次設下毒計要置林沖於死地，萬般無奈之下，本心希望在體制內生存的林沖在一個風雪之夜投奔梁山落草為寇。林沖雖是小說虛構人物，但卻是現實人物的歸納總結，此類造反者是造反者的大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