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三農問題”（第2/3頁）

清朝土地契證

租地耕種是必須要交地租的111，但是地租卻不是農民負擔的全部，除地租外，他們還要繳田賦（皇糧）。

田賦裏的潛規則

所謂田賦，也即皇糧、公糧，是政府對土地所有人課征的土地稅，被列為國家正貢，是國家財政收入最基本、最主要的來源。

田賦按常理應由田主輸納，田多多繳，無田或少田，則當不繳或少繳。但清朝自乾、嘉以來，吏治腐敗，納稅並不以田地多少為原則。洋務先驅馮桂芬在他的《顯志堂稿》中這樣表述：“今蘇屬完漕之法，以貴賤強弱為多寡。不惟紳民不一律，即紳與紳亦不一律，民與民亦不一律；紳戶多折銀，最少者一石二三鬥當一石，多者遞增，最多者倍之；民戶最弱者，折銀約三四石當一石，強者完米二石有余當一石，尤強者亦完米不足二石當一石。”可見清中葉交納錢糧，已完全不是以田地多寡腴薄為重輕，而是取決於勢力之強弱。紳與民，大戶與小戶之間，每畝納課相差竟達兩三倍。更有甚者，那個買下了蘇州留園的盛康在其《皇朝經世文續編》中甚至記載了這樣的事：“同一百畝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數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縣紳衿，有連阡累陌，從不知完糧為何事者。”

由於縉紳大戶，憑藉其勢力，可以“短交”糧賦，所以該地稅收缺額“自必取償於鄉曲之淳良小戶，而為牽長補短之計”112。清代學者柯悟遲在其《漏網喁魚集》中這樣描述：道光二十四年，“折色八元三四角，合制錢一千三百零。假如大戶，票米十石零三升，竟以十石注緩，三升完繳。短價折色四元光景，僅要洋一角二分，將票米總算扯，每畝不過四五十文；如小戶，票米照數算，每畝必要一千零。頑佃蒂見不在內。此中甘苦，迥乎天壤也”113。

另外，清末的吏治腐敗也給“田少者”造成巨大的傷害，《皇朝經世文編》114中這樣記載：“皆因圖蠹把持，圖書掌握，田多者受賄兔脫，田少者無賄雉罹。造冊則朝更暮改，分數則換張移李，先後任其倒置，多寡聽其遊移。”115

由於世家大族可以通過“捏報災歉”、“飛灑”、“詭寄”116等多種手段“蠲免錢糧”，導致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農民與地主的矛盾愈益尖銳。左宗棠在其奏疏中這樣寫道：“茲查浙東八府，錢糧征數，以紹興為最多，浮收之弊，亦以紹興為尤甚。山陰、會稽、肖山諸縣完納錢糧，向有紳戶民戶之分，每正耗一兩，紳戶僅完一兩六分至一兩三四錢而止，民戶則有完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以國家維正之供，而有紳民重輕之別，以閭閻奉公之款，徒為吏胥中飽之資。官司以賠墊為苦，民戶以偏重為苦。”117

小戶、自耕農和貧農為了避免這種田賦轉嫁造成的傷害，怎麽辦呢？往往“詭寄糧名於大戶名下”，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掛靠”。久之，其有限田產，便為大戶吞占。

古代田賦，一般用實物繳納。收上來的糧食往往需要由水路轉運到京師各地，謂之“漕糧”。大宗貨物的轉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人力、船只，轉運的過程中還會有損耗，那麽運費從哪裏出呢？轉運過程中的損耗從哪裏出呢？所以各地方政府在征收賦稅時都會比規定的皇糧征收得多，這其中多征的部分稱為“浮收”。後來，由實物納稅改為貨幣納稅，那麽又一個問題來了，一斤糧食合多少錢呢？只能是官府定價，而官府定價往往使“折合之時莫不高出當地銀價倍蓰”，這種用壓低折價的方法多收的銀兩稱為“勒折”。

浮收勒折，自清初已然，太平天國革命前夕，達到了民不堪命的程度。

馮桂芬在《顯志堂稿》中這樣說：“近歲已來，折價合米，直以三四石當一石。”為什麽要浮收如此之多呢？都是各級官員以及胥吏差役、“刁劣生監”的利益導致的，為了能在征收錢糧時賺取最大利益，他們采用“大斛量入”、“淋尖踢斛”、“斛外拋灑”、“水腳費”、“驗米費”、“灰印費”、“倉廒費”、“起運費”等名目繁多、花樣百出的名義征收各種稅費。

江蘇巡撫陶澍在其奏片中說：各縣包收漕糧之徒，“竟有田無一畝，而包攬至數百石者，亦有米無升合，而白食漕規自數十兩至數百兩者。人數最多之處，生監或至三四百名，漕規竟有二三萬兩，實駭聽聞”。118

中興名臣胡林翼在一份密折中比較具體地說了湖北各州縣征收漕糧“多所浮勒”的情況：“其征收折色，每石折收錢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征收本色，每石浮收米五六鬥，或七八鬥，或加倍，竟有多至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腳等項，分款另收；又有由單、券票、樣米、號錢等名。多端需索，民力幾何，其能堪此？”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