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言

《1901年》第一章中關於康有為的篇幅不少，我喜歡這個性格和行為都頗奇特的知識分子。他是試圖改變中國政體的一個偉大的先驅者。但也是封建專制制度下的一個“士”，這就使他在100年前居然主張在紫禁城裏實行西方的議會制，同時又對封建帝制的留戀到了至死不悟的地步。這水火不相容的兩面，才使他成為一個完整的人。而對李鴻章的評判更是歷史上的一大難點。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使我們只要聽到這個名字，就會聯想到一個陰險的賣國賊，好像李鴻章在中國近代史上沒幹別的事，整天就忙著把中國人往深淵裏推了。可今天的中國人依舊在享受著百年前洋務運動的成果，而李鴻章恰恰是引導中國走上強國之路的洋務運動的無可爭議的首腦。恐怕最不好評價的就是袁世凱這個人物了，因為他不但是封建帝制下的二品大員，到了民國他居然當了一屆共和制政體的總統。中國近代史上沒有比他更復雜的人物了。

我不是歷史學家。在任何場合我都心虛地宣布：《1901年》不承擔對歷史上那些不一般的歷史人物定性的任務，當然也就無法承擔歌頌誰或譴責準的任務。

莫言：根據我的閱讀經驗，我認為《1901年》是一部既讓人感到熱血沸騰、痛心疾首但同時卻又妙趣橫生的書。我想，之所以能產生這樣的效果，是因為你在書中使用了許多一般讀者很難見到的素材。譬如辜鴻銘充當李鴻章的幕僚參加對外談判，怒斥他當年的學生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譬如李鴻章去日本談判被刺；譬如李鴻章訪俄竟然由一個俄國商人接待，等等。《1901年》裏許多生動得比小說還要小說的細節，你認為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

王樹增：“比小說還要小說”的細節不是小說，是歷史事件。寫小說的人對所謂情節的編織其實遠不如歷史生活本身奇妙生動。

和《遠東朝鮮戰爭》一樣，在《1901年》中我沒有做任何歷史事件上的虛構，不是我不會，是不能，也不敢。《1901年》的寫作艱難得多，僅僅依據正史不甘心，大量參考蕪雜的野史筆記也頭疼。近代野史和筆記雖然率真天然，但多如翰海，良莠混雜，年代久遠，考證起來頗有難度。我的原則是，我認為可信，或者我拿不準但有提供給讀者判斷價值的史料，小心慎重地采用。

莫言：實事求是地說，這些年來，所謂的紀實文學，已經有走到了窮途末路之相，有的人甚至將此做為求名求利的手段。前幾年歷史散文很紅，贏得了大量的讀者，但這些文章篇幅都比較短小，像你這樣，用洋洋60萬言的巨大篇幅來全方位地描述一個封建王朝的斷年史的，實屬罕見。接下來，你是否還要按照這條路子寫下去？

王樹增：我不知道在世界文學範圍內，“紀實文學”這個名稱是不是中國所獨有，我一直對這個名稱的定位是否恰當感到疑惑。“紀實”和“文學”似乎有點不搭界。文字的東西大概只有虛構和非虛構之分，國外把除了虛構的文字之外的東西統統稱做“非文學類”。看來“文學”二字不是可以隨便標榜的。《1901年》只是一種文體樣式，叫做“紀實文學”有點不敢當。

除了寫字，我不會幹別的。以後還要繼續寫點“非文學”的東西，直到寫的東西沒人看了為止。

（《1901年》王樹增著，昆侖出版社2001年8月43．00元）

《中國青年報》2001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