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禪泰山：走向歷史之巔（第2/5頁）

在此情況下，無論是在役的府兵還是即將服役的適齡青年，要想讓自己和家人活下去的唯一辦法，就只有一個字——逃！

只有帶上妻兒老小，逃離他們的戶籍所在地，跑到別的地方墾殖開荒，他們才能活命。就算日子依然困窘，但至少不會戰死，不會餓死，而且一家人還可以在一起，不用承受生離死別之痛。

從武周時代起，戶口逃亡現象已經非常嚴重，府兵制漸趨衰敗。及至玄宗開元初年，逃亡人口有增無減，府兵制更是名存實亡，根本抽調不出足夠的兵力來宿衛京師。（《資治通鑒》卷二一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張說向玄宗提出了改革兵役制度的建議。他采取的辦法是：面向全國的所有青壯年公開招募，不問背景，不問資歷，不追查過去，並提供優厚待遇。張說相信，只要采取這種新的兵役制度，已經逃亡的府兵必定會爭先恐後地前來應征。

開元十年（公元722年）九月，玄宗采納了張說的建議，開始實行募兵制。果然不出張說所料，短短旬日之間，朝廷便招募了足足十三萬精兵。

至此，已經在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實行了一百七十余年的府兵制，正式退出歷史舞台，被募兵制所取代。

“兵農之分，從此始矣”。（《資治通鑒》卷二一二）

張說的這項改革，不僅使國家的兵源得以恢復，使軍隊實現了職業化，大幅提高了兵員的專業素質，而且徹底消除了老百姓的兵役負擔，讓大量的青壯勞力回到了田間地頭，穩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農業生產和經濟繁榮。因此，此舉跟裁軍一樣，其意義絕不僅限於軍事領域，而是一項於國於民都有極大利益的德政。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盛世修書（修史）的傳統。

無論哪朝哪代，帝王和士大夫們總是把此舉視為政治昌明、文化繁榮的象征，並以此作為衡量盛世的主要標準之一。遠的暫且不說，僅以唐初的貞觀時代而論，在唐太宗治下的短短二十余年間，官方修纂的前代正史就多達八種，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堪稱規模空前的一大文化盛舉。唐代以後，每逢國力較為強盛的時候，官方就會適時啟動龐大的修書計劃，而且往往一代比一代範圍更廣，力度更大，種類更多，卷帙更繁。比如宋之《冊府元龜》《太平禦覽》，明之《永樂大典》，清之《四庫全書》等，無不是當時的統治者為了彰顯其盛世氣象而傾力為之的重大文化成果。

而唐玄宗之所以起用張說，其主要目的之一，當然也是為了讓這個“一代文宗”能夠在“文治”上作出貢獻。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玄宗創辦了麗正書院（兩年後更名為集賢殿書院），由張說領銜，擔任“修書使”主持院事，然後匯聚當時的文學英才（其中就有著名詩人賀知章），以四部分類法對古籍進行全面的編校整理，同時承擔為皇帝講解經史的職能。書院成立後，玄宗特意交代有關部門，一定要為書院提供最好的設施和條件，並為院士們提供最優厚的待遇。

由張說領導的這個書院，既是當時最具權威的文化機構和思想庫，也是皇帝的決策咨詢機構和智囊團，同時更是推進文治，鋪排盛世風光的主陣地。說白了，其政治宣傳的功能並不亞於文化建設的功能，甚至前者的色彩遠比後者更濃。

史稱張說“善用己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舊唐書·張說傳》）。這“粉飾盛時”四個字，就是玄宗賦予集賢院的主要政治使命。

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領會玄宗的意圖。

當時，有個別政治嗅覺比較遲鈍的朝臣，對書院的創辦就持否定態度。尤其是看到那些院士們一個個既尊貴，又清閑，還能享受高額津貼，有人就更是眼紅得要命。比如一個叫陸堅的中書舍人，就曾經在朝會上公開發牢騷，說這些院士都是吃幹飯的，對國家並沒有什麽好處，徒然浪費國家資源而已，還說他一定要上疏，奏請皇帝撤銷書院。

張說聽說後，親自去找陸堅，當面給他上了一堂政治課：“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資治通鑒》卷二一二）

這段話的意思是：自古以來的帝王，在國家太平無事之時，通常都會大興土木，縱情聲色。可惟獨當今天子能夠尊崇儒學，延攬文士，研究古籍，闡揚經典，這麽做對國家大有裨益，相應的花費實在算不上什麽。可見陸先生您說的那些話，是何其無知、何其狹隘啊！很顯然，張說這番話，表面上是說給陸堅聽的，其實是說給玄宗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