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李淵的尷尬王牌（第3/4頁）

此次戰役的結果是：漢東軍被“斬首萬余級，溺死數千人”，幾乎全軍覆沒，劉黑闥僅與範願等人帶著二百余騎逃奔東突厥。

很顯然，雖然劉黑闥逃脫一死，但是有生力量喪失殆盡，唐軍大獲全勝，可以說李世民的戰略目的基本上是達到了。

但是，讓後人詬病不已的就是李世民那個決堤泄洪的命令。

人們往往據此大罵李世民殘酷無情。比如柏楊先生就對此大為不屑，因而發表了一番義正詞嚴的評論，而且他的觀點流傳甚廣，似乎挺能代表相當一部分人的看法。為了辨明這個歷史真相，首先讓我們來看柏楊先生的原話：“一般戰爭中，使用水攻，都在敵人‘半渡’之時，或進軍半渡，或退軍半渡，這樣才能發揮殲滅性的效果。洺水之戰則不然，李世民的命令沒有提到敵人‘半渡’，而是明確地說：‘等我跟叛賊會戰，你就破壞堤防！’兩軍會戰時鑿堤，大水沒有眼睛，豈能分辨敵我！很明顯的，李世民在這場戰役中，采取的是敵我同歸於盡的戰術，李世民和高級將領沒有危險，因為他們早就脫離戰場……李世民決心要犧牲那些效忠他的政府軍士卒，用以消滅劉黑闥這個突然崛起的勁敵。否則，不會在兩軍殺成一團的會戰時決堤。這場在歷史上並沒有名氣的水淹三軍，恐怕是一個殘酷的集體謀殺。”（《資治通鑒》柏楊白話版）

事實果真如此嗎？

並非如此。

雖然我們首先要肯定柏楊先生的人道主義精神和人本主義立場，但我們還是不得不指出，柏楊先生的這段評論基本上是無的放矢，甚至不客氣地說——純屬無稽之談。

柏楊先生所采信的唯一史料就是《資治通鑒》中記載的“待我與賊戰，乃決之”，因而一再強調使用這種水攻戰術的正確方法應該是在敵人“半渡”之時，而李世民只說“與賊戰”，沒提到“半渡”，所以結論當然就是李世民犯了“集體謀殺罪”。然而，我們不得不說，柏楊先生單憑一種史料就如此斷言，實在是過於顢頇（mānhān）和草率了！

在李世民發布的命令裏，到底有沒有提到“半渡”？

首先我們來看《舊唐書?劉黑闥傳》，上面白紙黑字寫著：“我擊賊之日，候賊半度（渡）而決堰。”如此分明的“半度（渡）”二字，柏楊先生為何視而不見呢？此外，《新唐書?劉黑闥傳》的表述更為準確：“須賊度，亟決之！”一個“須”字，一個“度”字，一個“亟”字，足以表明李世民此項命令的關鍵之處就是對決堤時機的精確掌控，也就是必須等到敵軍潰逃、渡至河溝中的時候，才決堤泄洪，斷非兩軍在混戰之時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鑿堤放水。

要進一步弄清李世民這個命令的真實含義，就有必要了解李世民所想達到的戰略目的。關於這一點，《舊唐書?太宗本紀》記載得很清楚，之所以要攔河築壩，目的就是“堰洺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渡”，也就是故意降低洺水的水位，誘使劉黑闥渡河到南岸與唐軍決戰，然後最大程度地消滅劉黑闥的有生力量。

李世民最擅長的就是給對手布置這樣一個舞台，讓敵人在他所安排的時間和空間中與死神共舞，最後以他所給定的方式和節奏走向死亡。這項獨特的本領無論是在平定薛仁果、宋金剛時，還是在虎牢之戰與竇建德交手時，都表現得淋漓盡致。而這場洺水之戰，據兩《唐書》記載，其結果同樣不出李世民的戰略預期，並沒有出現任何失控的局面，更沒有導致唐軍將士溺斃的後果，因而所謂的“敵我同歸於盡”根本就無從談起。按《舊唐書》：“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眾大潰，水又大至，黑闥眾不得渡。”《新唐書》的記載也與之大同小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絕水陣，與王師大戰，眾潰，水暴至，賊眾不得還。”由此可見，正是在這場戰鬥已經接近尾聲而漢東軍向北岸潰逃之時，大水才轟然而至的；其結果就是使劉黑闥的部眾無法渡過洺水，只能全部落入被殺和溺斃的絕境。而這一切恰恰與李世民所欲達到的戰略目的完全吻合。

聽到劉黑闥逃亡突厥的消息後，山東（太行山以東）地區的部眾頓時鬥志全喪，紛紛歸降唐朝。

只有高開道和徐圓朗這兩把不安分的野火在熊熊燃燒。

這一年四月初，高開道攻陷了易州（今河北易縣），斬殺刺史慕容孝幹。數日後，徐圓朗也吞並了浚儀（今河南開封市）變民首領劉世徹的部眾，將其誘殺，並將勢力範圍擴展到了譙州（今安徽亳州市）和杞州（今河南杞縣）一帶。

正當李世民準備南下進攻徐圓朗時，李淵突然把李世民召回了長安，於四月九日親自到長樂坂迎接，滿臉笑容地為李世民接風洗塵，以示尊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