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第2/3頁）

李鴻章實行改革的厚望、對面臨的問題的關心以及對專業人才的使用，再加上各方面對他的譴責，很顯然他會被置於法家的陣營中，或者至少是和王安石（1020—1086）一樣的人物。和李鴻章一樣，王安石也想要變更科舉制度以使之包括更多有用於實際的科目，他倡言增加官員的俸祿以防止他們腐化，強調政府管理需要更多的專門知識。[8]戰國時期，儒、法兩派界線分明，但是在以後的年代裏這一界線變得模糊不清了，以至到了晚清儒家思想裏包含了許多原來屬於法家的東西。盡管批評李鴻章的人強調人格、道德和教化，但他們卻是正統官僚政治的堅定支持者，而正統官僚政治是法家思想的基本組成部分，在這個制度中，人們被選拔做官是依據他們的才識和功績，而不是依據他們的人格和人緣。晚清的儒家思想裏包納了許多思想觀念，李鴻章和譴責他的人們一樣是儒家信徒，他只不過是具有自己的特色罷了。在古老的儒法之爭中把李鴻章劃入儒家陣營的明確界線在於：盡管他使用專門人才，但是他並不是像對待沒有生命的器具一樣對待他們，他是用真正儒家的方式深切地關心著他們。在所有儒家基本信條中，影響李鴻章品性最深、明顯貫穿其一生的一條就是他堅持了儒家關於友誼的觀念。在曾國藩幕府中，為了堅持這一原則他曾辭職，置自己的所有抱負於不顧。此後他一生中和他崛起為顯宦重臣的過程中，堅持友誼這一原則一直指導著他的為官之道和人際關系。1881年，他在一道奏折中回憶他聘用人才時，他從《論語》中摘引了一句話作為他堅持這一原則的根據：“子曰：‘舉賢才。舉爾所知。’”[9]即使李鴻章在摘引著名政治家、法家的先驅者管仲（死於公元前645年）的話時，他摘引的一段也是支持這一觀念的，即朋友和同村之人應該團結合作抗擊共同的敵人——這正是湘軍和淮軍的基本思想觀念。[10]在他的奏稿函牘中，李鴻章從沒說過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法律是解決中國的問題的工具——而這正是法家思想的一個核心論點。雖然他在幕府中使用專門人才，他選用人才的方法和他與他們的關系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符合儒家的基本道德觀念的。因此，必須把李鴻章看作一個儒家人物，盡管他是一個特別講究實際的人。

李鴻章首先是一個官員，但是他更像活躍的、樂於獻身的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西方官員，而不像他的中國同僚，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中國的社會精華在從文學侍從型向專業人才型轉變的發展過程中，李鴻章可被看作是走了第一步。他試圖給中國注入生存所需的力量，但是由於他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大多數官員的反對，他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他做地方官的權力和幕友的專業能力實施自己的計劃。他對現存官僚體制的蔑視和他想看到中國富強的願望迫使他走上集權的道路。然而，假如李鴻章充分認識到這只是一種夢想，它會意味著一種新型的中央政府的出現，在這種新型中央政府中，出於需要，專業性人員將取代非專業性學者型官僚，對國家的忠誠將取代對家庭的忠誠，在西方威脅下已被沖淡了的古老的儒家官僚政治與法家君主政治的鬥爭將會平息。

盡管曾國藩曾經面對的是內部的敵人，而李鴻章現在面對的是外部的敵人，但是他們都不得不受到一套新規則的挑戰。李鴻章對這套新規則學得很好，故而能夠遏制住中國的外敵一直到1895年。他有近代化的陸軍和海軍，盡管它們還從未經受過考驗，但是它們顯得很強大，足以使西方國家在它們想要攫取中國領土時三思而行。他創辦的工商企業沒有受到外債的困擾，並且還能夠遏止外國經濟的滲透。在外交談判中，他能夠表現出足夠的實力和理智使外國人受挫而又不致使矛盾激化。李鴻章強調中國有中國的文化背景，由此，他成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先驅，為康有為和1898年的維新志士們開辟了道路。他的忠誠服務使中國在19世紀後期絕大部分時間裏未受損失。

然而，面對日本和西方的猛烈進攻，李鴻章的努力不能夠再抵擋住這一洶湧的浪潮。為了拯救中國，他曾依靠中國傳統的幕府制度並使之達到最後、最高的發展階段，但是這個制度是非官方的、私人的、地方性的，這樣，它就不能夠擔負起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的任務。當它作為一個牢固的現存政府制度的附加物時，它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它自己無力獨自立足。儒家官僚制度不受私人感情影響的特性使之能夠在朝代更替的循環中延續下來，盡管它在逐漸僵化。但是幕府是由私人關系網聯結起來的，因此，幕主一去，它也就隨之解體。李鴻章的官位和權力網應歸功於幕府制度，但是一旦他倒台，他的幕府也就和中國的防禦力量一樣衰落了，此後三年間西方群狼正在準備毀滅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