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名實”問題與“清途”的興起

曹魏時期，選官體制開始發生新的重大變化。漢末的“以名取人”與“以族取人”現象，至此充分顯示了它們的深刻影響。由“名士”因素與“族姓”因素結合而形成的士族，其政治勢力在不斷擴大，士族政治與官僚政治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曹魏統治者在察舉、郎吏課試及學校制上的措施，便與之直接相關。下面我們從敘述此期選官中的“名實”問題與“清途”的興起入手，由此進一步分析察舉制在整個選官體制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變化。

一、名實本末的對立

對於東漢後期的“以名取人”與“以族取人”，我們業已指出，前者是知識群體的政治影響和人物評價標準的反映，後者則表現為親緣關系支配政治權力分配的特權因素。時至曹魏，這些問題不但沒有淡化，反而在新的形勢下更為深刻了。

曹操與文帝曹丕之時，仍有一些身負盛譽的名士，依然熱衷於交遊結黨，品題清議，並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勢力。他們被曹魏統治者稱為“浮華交會之徒”，並加以嚴厲鎮壓。如孔融、魏諷、曹偉等，皆以“浮華”事敗。但魏文帝至魏明帝時，卻又出現了一批新的浮華之徒。如何晏、夏侯玄、諸葛誕、鄧飏、畢軌、李勝等，以“四聰”、“八達”、“三豫”等號相為標榜，合黨連群，褒貶人物，交遊放誕，傾動一時。魏明帝“以為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1)。

這批新的浮華之徒，與漢末名士已頗不相同。他們既是“當世俊士”，以才華智慧為當世矚目，同時又是當朝高官權門的貴公子，以父祖勢位少居清要，煊赫於時。在突破正統官學而探索新的思想價值，以月旦品題建立士林輿論，以及交遊清談的文化風習等方面，他們與漢末名士確實有一脈相承之處，故“浮華”也被視為一連續性的問題。但也應特別看到，他們在政治上已屬於權勢者一方，已無“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之信念，不再以清議方式對抗專制皇權，而是利用優越的家族勢位分割權勢，奢侈享受，清談玄理，虛無放誕，成為一種新式的文化貴族兼政治貴族。盡管他們也受到了曹魏王朝的打擊，但自此以來此類人物卻依然源源而生。“名士”因素與“官族”因素的合一，終於形成了“士族”階層。而魏明帝時那一批高門名士，就是中古士族的最初一批典型代表。故袁宏作《名士論》，以“正始名士”為首。

但是，君主——官僚專制政體的典型形態，是專制皇權與官僚政治的結合，而不是與士族政治的結合。就專制皇權而言，其盡量擴展一己權威而趨於無限集權的特性，決定了它將排斥其他任何勢力，包括世襲身份性勢力對皇帝的權力過分的、過久的分奪。因此只要有可能，皇權就要盡力壓抑具有濃厚貴族化傾向的士族勢力。同時，官僚體制的理性行政規律，也要求排除門閥因素、名士行為對行政的消極影響。那麽，無論從維護皇帝專制權威方面看，還是從維護官僚政治與行政方面看，在此都肯定要發生沖突。

曹操與魏文帝曹丕之打擊“浮華”，還有消滅政治異端之意義。至於魏明帝與“四聰”、“八達”等為代表的高門名士的矛盾，便已可視為專制皇權、官僚政治與士族名士集團的沖突了。反映在選官思想與選官實施之中，就形成了本、末、名、實的沖突。

所謂本、末、名、實，在當時皆有其具體的特定內容。《三國志·魏書·董昭傳》記其太和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遊利為先。合黨連群，互相褒嘆，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同書《劉廙傳》注引《劉廙別傳》：“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恤)民也……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又同書《王昶傳》載其《戒子書》：“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這亦是有感而發。總之，在他們看來，學問為本，治能為本，孝悌為本。曹魏之時，這類崇本抑末的要求頗為不少，然而浮華之風日熾日盛，有務本之實者多默默無聞，而趨末背實者反而有盛名於時。於是又有循名責實的強烈呼聲。

《群書治要》劉廙《政論》：“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豈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又如劉劭《人物志·效難》：“夫名非實，用之不效。故曰：名由□進，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不有，故名從眾退而實從事章。”曹操殺孔融，罪名列有“世人多采其虛名，少於核實”一項，故殺以示儆。又《三國志·魏書·明帝紀》注引《魏書》，魏明帝“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貿，務絕浮華譖毀之端”。《明帝紀》記其詔令“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又同書《盧毓傳》：“諸葛誕、鄧飏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