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再創嘉年華（第2/5頁）

文明的標準為何？也許只是規模大小的問題。狂熱儀式和慶典已經發展到可以在同時間吸引幾百人前來參加，在這樣大小的團體中，每個人都聽得見現場的音樂（未經擴音器），而且一眼就能看到其他的參加者。然而所謂的文明社會，似乎就是好幾千人（我們的時代則是好幾百萬人）被綁在一起，經濟上相互依存，軍事上面對同樣的敵人，以及遵守同一套法律。無論是過去或現代的大型社會，要創造休戚與共的感覺，通常都要通過能讓上千人觀賞的大型集會；電視則可以讓數百萬人凝聚在一起。

法國理論家居伊·德博（Guy Debord）稱呼現代社會為“以大型集會為中心的社會”，依據他的描述，它出現在“沒有慶典的時代”。[4]人們不會自行創造集體的愉悅，而是從大型集會中吸收、取用快樂，當中包括商業性的娛樂活動、國家慶典以及其他消費文化等。同時，媒體則不斷宣傳個人獨享的快樂經驗。德博感慨地說：“長期下來，觀眾的角色越來越被動。不得不說，大型集會是被禁錮的現代社會的夢魘，它最終沒有傳達任何意義，只有讓人累得想睡覺。”[5]

我們始終找不到明確的理由解釋，為何慶典與狂熱儀式不能在大型社會中存活下來。1790年，法國所有城市都在慶祝大革命周年紀念，跳舞的人成行成列從街上延伸到郊外。搖滾演唱會則能吸引上萬人前來，幾天下來，人人都平和地一起跳舞、相互認識。巴西現在仍然會舉辦嘉年華，特立尼達也還保留著自己的節慶活動。今日的非暴力革命，例如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參加者一定會播放搖滾樂和饒舌樂，穿著革命顏色的服裝，在大街上唱唱跳跳。不管人數有多少，都能創造歡慶的氣氛。

隨著時間發展，社會規模不斷變大，但這不能解釋為何精英階級長久以來對平民慶典與狂熱儀式有敵意。這種敵意至少可追溯到古希臘城邦時代，當時每個城邦也只有幾萬人而已。彭透斯王對付酒神的伴侶，羅馬人查禁狄俄尼索斯祭典，都不是因為擔心信徒的人數有多少。幾世紀以來，當局打壓慶典和狂熱儀式都是有意識進行的，他們（男女都有）感受到實在且迫切的威脅。所有構成文明的元素當中，對慶典最有敵意的，不是晚近才出現的資本主義或工業化，而是更過去的社會階級。當某個階級、族群或性別統治一定數量的人口時，便會害怕地位低下者充滿力量的儀式將威脅既有的社會結構。

以中世紀後期的歐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為例，首先，精英分子退出慶典活動，可能是因為害怕，也或許是想要維持尊嚴，刻意與大眾保持距離。沒有他們的參與，慶典仍維持其傳統的功能，讓參加者產生團結一致的感覺。這麽一來，參加者就只剩下被統治的那群人，不可避免地，他們一團結起來，更是會挑戰統治階級，例如在嘉年華活動中嘲諷國王和教會。歐洲殖民者四處征戰，全世界都有這些精英的足跡。他們用自己的觀念看待各地文化，視原住民為“野蠻人”，一到當地就威嚇他們。這就是文明與集體狂歡的矛盾症結所在：狂歡儀式能營造團體向心力，但若團結起來的是被統治者——農夫、奴隸、女人、被殖民者，精英分子便會呼叫軍隊來幫忙。

從某方面來說，比起政治上的威脅，被統治者那些唱歌跳舞的慶祝活動對精英分子的威脅更為嚴重。畢竟國王與統治者都是人，都能感受到音樂吸引人的魅力。彭透斯王難以抗拒誘惑，於是穿上女人的衣服，加入女祭司，最後被母親肢解，死狀淒慘。為何十九世紀歐洲的殖民者經常以“失控”描述原住民的舞蹈？參加儀式的人並沒有失去對自己行為的控制力，因為這些儀式是細心排練過的。害怕“失去控制”的，其實是殖民者自己。在某些情況下，旁觀者也會接受到同樣的誘惑，尤其是年輕人。羅馬人就害怕酒神祭典會影響到年輕人。在童話故事裏，魔笛手用他的風笛引誘德國小鎮的孩子，把他們帶到外地去。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搖滾樂若只在黑人圈子中流傳，不對外滲透到白人青年的生活圈，想必白人家長們應該就沒那麽反感。

不過，精英分子對狄俄尼索斯慶典的敵意不只是出於實際的考量，擔心年輕人變得叛逆、愛上狂歡。就哲學上來說，精英分子是想逃離混亂的公眾娛樂生活。階級的本質便是在人與人之間建立界線，誰可以去哪些地方，誰可以接近誰，這裏歡迎誰、不歡迎誰，但慶典劃破了這些界線。古典學家查爾斯·塞格爾（Charles Segal）這麽說：“阿波羅設立限制，強化界線。他的對手狄俄尼索斯個性相反，化解了區隔。”[6]（在希臘神話中，阿波羅象征和諧、理性與秩序，不同於狄俄尼索斯代表的享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