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歷史與神話之間的探尋（第4/5頁）

1942—1944年間的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矛盾，實質是貫徹這一戰略意圖過程中美國式的自由、民主、效率和蔣介石的專制、小集團利益和腐敗的矛盾。如果按照國民黨的調子，簡單地把這一事件看作蔣介石及其政府維護國家獨立的鬥爭，那就有美化蔣介石獨裁統治之嫌了。這樣的認識也無法理解在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在堅決支持中國收回東北和台灣、澎湖等地的同時，竟建議戰後以中國為主，派兵占領日本。不過，美國政府和史迪威過於天真，對改變蔣介石獨裁專制統治的復雜性缺乏認識，因而碰了一個大釘子。後來，美國日益清楚蔣介石政府是扶不起來的阿鬥，“羅斯福自己說及中國尚在十七世紀，這樣的一個社會要出面擔當二十世紀的任務必定力不能繼”。81 政策也就相應作了調整。

宋美齡在中美外交上的活動，不過是這個大框架下的小插曲。無論她多麽賣力和能言善辯，也改變不了這個基本格局。

堅持一個中國的貢獻與敗筆

宋美齡堅持中國統一，反對台獨。這贏得許多人的贊揚。必須指出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她僅限於表明自己態度，沒有實質性的行動。

台獨思潮所以泛濫的原因之一，是國民黨錯誤地鎮壓1947年的二二八群眾運動；一貫聽任特務橫行，摧殘言論自由，踐踏公民權利，迫使一些人走向極端。隨著市場經濟的成長，個體獨立性或個人主義必然日益擡頭，社會需要新的制度整合，必然出現強烈的推進民主、自由、法治的呼聲。當時不少仁人志士，包括國民黨內的有識之士，幡然醒悟，或懇切陳詞，或努力抗爭，要求結束專制統治。如果及時聆聽民意，推進改革，就有可能化解極端，化解戾氣，實現社會平穩發展，促進國家和平統一。包括宋美齡在內的國民黨高層，在這些問題上長期反應遲鈍，乏善可陳，延誤了時機，正好為台獨的泛濫創造了條件。後來她在台灣的影響日益式微，也與她沒有察覺社會迫切需要向自由、民主轉型息息相關。

簡單地說，宋美齡主觀上堅持國家統一，客觀上卻為台獨力量的成長種下孽根。就糾正國民黨的歷史性錯誤而言，她的認識和行動遠遠落在政見常常與她相左的蔣經國後面。

性格與緋聞背後

宋美齡的成就與不足，首先決定於環境。20世紀頭30年的革命風雲造就了包括宋家在內的一批革命新貴，把宋氏兄弟姐妹推到中國政治舞台中央。但各人的性格差異，又決定了日後各自書寫的歷史。與蔣介石關系很僵，但與宋美齡接觸頗多的史迪威是這樣描繪她的性格的：蔣夫人“一位聰明、有頭腦的女人……她直爽、堅強，精力充沛，喜歡權力，重名譽，喜奉承……在與外國人打交道時，她從不向西方觀點讓步。中國人永遠是正確的；外國人永遠是錯誤的。文筆引人入勝，但也失之膚淺，對西方的缺陷極盡諷刺，但從來不提中國任何一個微小的缺點。能夠隨心所欲施展魅力。她知道該怎麽做。對蔣介石有很大影響力，主要是好的影響。有幾次幫了大忙”。82 其他在近處觀察過她的外國人士的評論大同小異。

史迪威的描繪從一個側面證實：宋美齡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正面的表現是愛國。而另一面是以民族特點為借口，抗拒普世性的現代文化。為什麽一個在美國成長的知識女性沒有留下追求民主、自由的記錄？蔣宋結合，互相影響，蔣的影響是主導一面；蔣氏口口聲聲強調所謂“中國傳統文化”或“中國特點”掩蔽了她的眼光。蔣介石鼓吹按照中國“作之君，作之師”的傳統，各級軍政大員既是為民做主的君，又是教化民眾的師，宋美齡沒有超越這個“君師合一”的視野。在她眼中中國人要的是吃飽飯，仿佛還不配享有現代人應該享有的其他權利。這應該是觀察其成敗得失不能忽視的一個基點。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這位“愛權”的夫人愛不愛錢？人們現在說，宋美齡除在上海有一處房產外，沒有地產，也不過問金錢，晚年更靠孔家供養。我想，這可能是真的。專制統治者往往國庫與私人財富界限模糊，臣下巴結唯恐不及，不惜隨時動用公帑滿足其欲望；或者早已為之留下足夠的儲備，即使不在台上了，也自然有人供奉，這類人完全可以不像升鬥小民那樣必須掐著指頭計算收支。20世紀中國統治者中這不是孤例。孔家錢財有多少是靠“最高領袖”夫婦庇護下取得的，恐怕是永遠沒法計算清楚的糊塗賬！

再看看蔣家貼身侍衛披露的一個細節吧：宋美齡有數不清的旗袍。一個專用的裁縫師傅張瑞香，“大約每兩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他“除了過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以外，三百六十四天，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做衣服，而且只為宋美齡一個人做，加上一些大小官太太們知道投其所好，送老夫人的東西多半有衣料，這些綾羅綢緞，就夠張瑞香一年忙到頭”。83 這位禦用裁縫，當然是用納稅人的錢養著的。如果在民主國家，這一定會成為轟動全國的大醜聞；在蔣家統治下的中國，卻不過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