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唐王朝的『精神導師』

俗話說:亂世出英雄。

隋末農民戰爭,就是一個出英雄的亂世。先是杜伏威、竇建德、劉黑闥、王世充、梁師都,各路群豪紛紛割據,群雄逐鹿,“逐”到最後,卻是不顯山不露水的李唐笑到最後,留下演義小說裏瓦崗英雄的名號傳天下。唐王朝更是英傑輩出,李世民麾下,文有房玄齡、杜如晦等18學士,武有李靖、侯君集、李世績等一幹名將沙場橫刀立馬。戰火紛飛的時代,流光溢彩的姓名,傳到今天的,不少。

然而卻有這樣一個人,生活在隋末的亂世中,一不曾揭竿而起,痛痛快快地當一把梟雄;二不曾運籌帷幄,為開國英主決勝於千裏之外;更不曾遊走亂世,行俠仗義;甚至連影視劇裏八卦過的風流韻事,也不見一二。他的姓名到今天仍鮮為人知,但是他的卓越成就,卻遠勝於沙場千軍萬馬的廝殺。他一支筆橫掃天下,勾畫出一個盛世的藍圖,他的深遠影響,無論是算盡天下的謀士,還是氣吞萬裏的猛將,在那個時代裏,幾乎無人可以比肩。

說王通這個人,今人知之甚少,但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戰國時期有鬼谷子的話,那麽隋唐時代的第一智者,就非他莫屬。

而看看這個傳奇人物的履歷,卻是簡單得很。

王通,字仲淹,公元580年生人,他一歲的時候,就趕上了隋文帝楊堅取北周自代,建立大隋,而誰都不會想到,彼時這個牙牙學語的嬰孩,他日後的功績,會遠遠超越這個朝代,甚至這個時代。

王通是山西河津人,出身於當地的儒學世家,隋煬帝在位時期,他一舉考中秀才。當時的“秀才”可不像後來範進中舉時那樣不值錢,彼時隋朝科舉初興,“秀才”即為最高級別的考試,在王通之前,考取秀才的只有杜正玄一個人,終整個隋朝,秀才也不過十幾個人,這時候的秀才,幾乎相當於後朝科舉中的狀元榜眼。

而能有如此成就,也和他的家學淵源分不開。他的父親王隆曾是山西當地大儒,在隋文帝時期入朝為官,做了“待詔雲門龍”,負責擬定詔書,是隋文帝的“私人秘書”。王隆為官時,就曾向隋文帝上《興衰要論》7篇。王通青出於藍,在中秀才之前,年紀輕輕的他就是當地大儒。23歲那年就得到過隋文帝的召見,上《太平十二策》,其內容比他父親的奏議更為細化,主張“興仁政,輕徭役,不可輕動刀兵”。這時候的隋文帝正立志建“大功業”,王通當然碰了一鼻子灰,此後隋文帝給他安排了蜀王侍郎的官職,王通做得不如意,不久後辭官回家。那以後,除了之間考取秀才外,他只做了一件事——講學。

王通最主要的活動,就是開課收徒,他在家鄉龍門設立學館,招收門徒,同時精研儒家著作。小小白牛溪畔,成了他避世的世外桃源,此後經地方官推薦考取秀才,但此時的隋王朝,已經暴政重壓,民亂四起,他不願意趟這個渾水,所以繼續回家講學。直到隋朝滅亡的前夜,即公元617年,他病逝於家,享年37歲。

這就是王通的整個人生,從表面看,他是一個不得志的儒生,一個講學為生的先生,似乎僅此而已,然而翻開他履歷的背面,卻有驚天動地的真相,他是整個唐王朝的精神導師。

王通的成就,首先是學術成就。

在隋唐時期,王通的首要身份,就是“國學大師”,他的學派,時人稱為“河汾學派”,當時人送雅號“王孔子”,把他與儒家聖人孔子相提並論。

能與孔子相提並論,首先因為他完成了《續六經》,這是他在研習孔子的《六經》之後,用自己的理論重新發揮,繼續研究的結果。在他的《續六經》裏,有他關於這個王朝最核心的理想——王道思想。早在23歲面見隋文帝的時候,王通就提出了自己的治國理念,即輕徭薄賦,施行仁政,而後在多年研習之中,他把自己的一套思想,上升到了“王道”的高度,即國家政權的變化,國家統治者是否正統,在於統治者是否施行了“王道”,行王道者即王統,這正是王通的理論核心。

如果我們把目光對準後世,就不難發現,自唐朝之後,歷朝歷代的爭霸者們,但凡有些眼光的,無不將“王道”二字掛在嘴邊。傳統的忠奸善惡價值觀,從王通開始有了全新的變化,即不以統治者的身份與得國方式來判斷其正邪,相反,是從其行政結果,即是否是“王道”上,來界定它“正統”與否。

王通的這一思想,在他在世的時候,並沒有多大名氣,但在他離去之後,隨著李唐王朝的建國,他的思想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也為統治者所用。而相對於“王道”思想,他的另一主張,也同樣具有堅韌的生命力——三教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