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 天津條約（一）（第2/3頁）

英軍撤退後，南海知縣華廷傑向葉稟報，行商伍崇曜與英國領事巴夏禮商定，在城外建一“公所”，英國人同意以後與葉名琛的會見，可在“公所”進行。葉名琛認為，這不過是英方退縮的表現。他“堅拒勿納，毫無可商”。同時接連向鹹豐帝發出：“防剿英夷水陸獲勝”的捷報。鹹豐覽奏大喜，下旨說：如果英夷“連敗之後，自知悔禍，來求息事，該督只可設法駕馭，以泯爭端。如其仍肆鴟張，斷不可遷就議和”。

英國人同意在城外建“公所”談判，雖不是由他們自己說出來，而暗示行商轉達。如果葉名琛接受，也許有打破僵局的可能。但他卻認為英國人無能，而予以拒絕。就把外交的路堵死了。鹹豐的諭旨實際就是不準讓步，但也不要引發戰爭。這道諭旨清楚顯示，朝廷沒給葉名琛讓步的權限。當然，葉名琛和鹹豐帝根本不想讓步，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勝利的一方。

然而葉名琛和鹹豐對形勢的判斷，完全錯誤。“亞羅號”事件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首相巴麥尊勛爵，決計擴大戰爭。上院議員譴責在華官員擅用武力，結果以110：146票被否決。下院議員再提反對議案，以263：246票獲得通過。巴麥尊立即解散下院並重新大選，結果巴麥尊獲勝。1857年3月20日，英國政府派額爾金伯爵為特使，啟動戰爭帷幕。英國還同時與法、美兩國聯絡，籌劃聯合行動。

“亞羅號”事件發生前的1856年2月，法國神甫馬賴，在廣西西林縣傳教時，被當地官員處死，罪名是非法傳教。法國記者伯納·布利賽在其所著《1860——圓明園大劫難》一書裏說：馬賴神甫遇害“這一事件，激怒了法國天主教徒。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也深感不安”。兩廣總督葉名琛對法國提出的道歉、賠償等要求置之不理，“在巴黎引起憤慨”，法國遂與英國結盟。1857年4月，法國派葛羅男爵為特使，領兵東來。

正在上海交涉“修約”的美國駐華全權委員伯駕，也於此時趕回香港，準備參與行動。但美國政府婉拒了英國出兵的要求，只答應在“修約”問題上與英、法保持一致，並委派列衛廉取代伯駕，成為正式的駐華公使。與1856年2月，法國“馬神甫事件”幾乎同時，俄國也本著利益“一體均沾”的原則，派普提雅廷為全權代表，要求與清廷締結條約。普提雅廷在由恰克圖等地入境被拒後，由海路抵天津，仍被拒絕後，遂南下上海、香港，參與英、法、美的行動。一個廣州入城問題，怎麽會演變成這樣空前嚴重的危機呢？

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1757年的時候，清朝下令閉關鎖國，僅保留廣州一地作為對外通商的口岸。在廣州的外國商人，只準和清朝官府指定的洋行做生意，這些洋行被稱做“十三行”。官府通過洋行的行商與外國人打交道，外商則只能居住在指定的商館裏，不得隨意外出行走，更不許進入內地。

外商要想找官府商談貿易，只能由行商轉遞他們寫的信。這些信函不能用“遞”給某某，或“交”給誰誰這樣的字眼，封皮上必須用“呈”這樣恭敬的詞匯。信的開頭也不能用平等的語氣，只能用“稟”即“稟報”、“稟示”這樣下對上的語氣。用乾隆的話講，就是上國什麽都不缺，不需要貿易，蠻夷小國沒的東西活不了。開放貿易是對他們開恩，一直是居高臨下的不平等姿態。

鴉片戰爭以後，廣州、上海、福州等五口開放，清廷只通過“十三行”與外國商人打交道的法子，已經行不通了。1844年4月，道光皇帝調耆英為兩廣總督，由此開始了兩廣總督例兼管理各國通商事務大臣的慣例。

中國歷代朝廷都設立“理藩院”或“禮部”，對外的認識，只有“屬國”和“敵國”。朝廷的對外關系就是，凡外來的都是“藩屬之國”，只要按期納貢稱臣就可以了。與現代外交的平等觀念，完全不合拍。設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之後，各國可以不再有和“理藩院”交往的不快，而外國人有事只能找兩廣總督交涉，使清朝皇帝仍然避免了與西方使節直接打交道的尷尬。但事情的發展，很快超出了清廷控制的範圍。

清廷開始設立由兩廣總督管理各國通商事務這個體制的目的，是要將對外關系的範圍，局限在貿易和商業中。清廷無意和各國發生政治上的關系，也無意到國外進行外交活動。但1842年《南京條約》五口通商之後，貿易的擴展，就非“十三行”時期可比了。貿易的擴大，必然帶來政治上的要求。入城的問題，就已經不是靠硬頂能解決的了。

“亞羅號”事件之後，英方擴大事態，要求入城。1854年，英國要求“修約”，稍後美、法兩國也加入要求“修約”的行列。“修約”的核心條款，便是“公使駐京”。西方已不想跟葉名琛糾纏，他們要直接派外交使節駐京，與鹹豐皇帝當面打交道。三國的行動，自然遭到葉名琛的拒絕。他們又轉道上海，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以辦理對外事務屬兩廣總督職權為由，勸他們返回廣州。英、美使節又北上天津大沽口外，要求談判“修約”，當地官員仍告以天津非辦理對外通商事務之所，有事只能回廣州，與葉名琛商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