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0章 “一貫正確的人”

華軍後來全面控制了西伯利亞鐵路的控制權，他們的補給問題得到很大程度的解決。在這種情況下蘇軍仍然有機會撤走，可為什麽不走呢？況且前一段時間群眾早就轉移了，只剩他們這些機動力還不錯的部隊，這時候轉移不更好嗎？這樣他們還可以伺機攻擊華軍前鋒部隊薄弱的後翼。

而當防禦和反擊作戰進行到最激烈的時候，羅科索夫斯基也就沒時間細想這些問題了。現在，他伏在一名蘇軍士兵的後背上，這些疑惑又爬進了他的腦子裏。

羅科索夫斯基現在也沒能完全弄清楚斯大林同志的意圖，不過他想斯大林的戰略企圖決不僅僅是拖住華軍進攻步伐這麽簡單。因為用幾個軍再加上多個預備役師和10余萬多後備役部隊，國防委員會把一共將近80萬人馬放置於這樣的一塊死地，進行這樣的戰役，應該會有更深的戰略企圖。他猜現在蘇軍應該還有一半的部隊具備完整的戰鬥力，特別是主力部隊，應該還有很多部隊沒有投入作戰！

想到這裏，羅科索夫斯基又感到信心十足了。

此時還在逃命中的羅科索夫斯基並不知道，他和億萬蘇聯軍民所崇拜和敬仰的偉大領袖，精神已經接近崩潰。

這些日子裏，斯大林並沒有為堅決掌握局勢而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步驟和行動。他陷入了一個接一個的十分不利的事件之中。他也和其他許多人一樣，被這股急流卷裹著，身不由己。他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一個支撐點，以便站立起來，振作起來……

戰前他是個毫無過失的人間上帝，如今卻是一個在僅僅一兩個月之內就看到自己所有的計劃、構想、戰略估計統統垮台了的、不知所措的“領袖”，兩者之間真有霄壤之別……這是連斯大林這樣有堅強意志力的人也承受不了的。他似乎一直在等待他的親信、軍事領導和人民把種種不滿向他發泄，因為他是各種失誤、輸掉同中國的這場“賭博”以及用恐怖手段使軍隊幹部遭到空前削弱的罪魁禍首……但是蘇聯人民在致命的危險時刻站得很高，他們並沒有同自己的領袖算賬。蘇聯人民的“宏偉氣魄”是如此崇高，在這悲慘的時刻，他們並沒有著眼於找出造成這種局面的罪人。人民經驗的智慧要求把這件事交給歷史去做。著名的俄羅斯哲學家尼？奧？洛斯基寫道：“俄國人民的善良，在他的各個階層中……都表現為不記仇。”

斯大林心理上震驚的頂點是他對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陷落消息的反應。斯大林看完總參謀部早間戰報就到自己別墅去了，他幾乎一整天都沒有到克裏姆林宮來，因為斯大林很難接受戰爭開始才兩個月這座重鎮就淪入敵人鐵蹄之下的事實。莫洛托夫和貝利亞去找他。沒有資料說明這“神聖的三位一體”談了些什麽。

人民在期待斯大林講話。大家一如既往地信任他，把希望和他聯系在一起。很可能正是這一點幫助斯大林擺脫了心理上的震蕩。直到7月3日，國防委員會主席才決定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戰爭才剛剛開始。許多人已經明白，戰爭將是十分艱難而長期的。斯大林一再修改了自己的講稿。對他來說，最大的困難是要找到一些詞句和論據來向人民解釋已經發生的種種事情：失敗、入侵、和平條約的破產。在講稿的頁邊空白處有斯大林用鉛筆寫的標注：“為什麽？”、“敵人必將被粉碎”、“應該做些什麽？”。這看起來像是國家的頭號人物發表綱領性演說的提綱。斯大林在講話中陳述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6月29日決議的基本觀點。

斯大林在講話中用了許多時間來解釋，實際上是替自己辯解，為什麽華軍能夠侵占蘇聯的大片領土。最後這一切都歸結為一句話：“問題在於中國是發動戰爭的國家，它的軍隊已經全面動員，中國用來對付蘇聯的300多個師已經開進到蘇聯的邊界上，而且處於充分準備的狀態，只是在等待出動的信號，而蘇聯軍隊則需要動員和向國境線開進。”斯大林說的敵人的精銳師團已被擊潰是明顯的謊話，他還謊稱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突然進攻……斯大林在談到中蘇條約時，只字不提丟人的“友好和邊界”條約，以及首先是他本人所犯的許許多多致命的失誤——這都是很自然的。當斯大林說到應當“按戰時軌道來改造我們的全部工作”時，他的口氣已經堅定多了。他首次把這場戰爭稱為“衛國戰爭”，號召“建立遊擊隊”，“對一切擾亂後方分子、逃兵、驚惶失措分子和造謠分子進行無情的鬥爭”，第一次公開表示希望在反對“野蠻的中國人和他們的殘暴軍隊”的鬥爭中，把歐洲和美洲各國人民的努力聯合起來。國防委員會主席在結束講話時，宣布“國防委員會已經開始自己的工作，它號召全國人民團結在列寧和斯大林黨的周圍……”斯大林已經習慣於由他自己來說“列寧和斯大林的黨”了，而人民對此也習以為常了。由於蘇聯人民對斯大林的巨大信任，他的講話起了重要的動員作用，仿佛是簡單明了地回答了人民為之苦惱的各種問題。只有為數不多的人當時能看得比較深刻，而且看出戰爭初期的悲劇是斯大林專權的結果。不計其數的犧牲是“一貫正確的人”一再失誤的結果。最大的怪事就是：斯大林犯了許多錯誤和嚴重的罪行，但是由於他所創立的體制，這些錯誤和罪行在人們的觀念中卻離奇地變成了救世主的豐功偉績。戰爭初期的悲劇的主要罪犯之一，準確地說，罪魁禍首，卻居然繼續體現著人民的希望。這可以說是信仰在“起作用”。蘇聯人民的氣魄是如此宏大，居然在經歷了戰爭最初幾周的慘劇之後還能挺得住，並且還沒有崩潰。然而這是用幾百萬人的生命做代價的。斯大林的“偉大”向來是以受害者為基礎的，是以許許多多的受害者為基礎的，以數不盡的受害者為基礎的。斯大林把政權、黨權和軍權全部集中在自己手裏。成立以斯大林為首的最高統帥部大本營。從6月30日起，他領導國防委員會，又兼任國防人民委員。7月初，斯大林喪魂失魄的狀態開始減退，雖然在這以前，他保持著表面的鎮定，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覺察到他的驚慌失措和壓抑消沉。他的意志力的振作開始表現為積極幹預正在進行殊死戰爭的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斯大林每天工作16至18個小時，他消瘦了，變得更加生硬、偏執，甚至往往很兇狠。每天都有幾十份軍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和經濟的文件要向他報告，這些文件經他簽署之後，就成了命令、指示、決定和決議。應當說，把政治權力、國家權力和軍權全部集中在一個人手中是有利也有弊的。從一方面說，在非常情況下，權力集中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國的力量來解決主要任務。從另一方面說，絕對的大權獨攬就極大地削弱了各級領導人的獨立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沒有頭號人物的批準，要采取任何重大的決策、行動和步驟都是不可能的。實際上，大本營裏直接在斯大林身邊工作的只不過是兩三個人。但是他們的工作僅僅是完成最高統帥的委托。在戰爭時期，政治局委員中起過顯著作用的，除斯大林外，也許只有沃茲涅先斯基、日丹諾夫和赫魯曉夫。沃茲涅先斯基積極地處理蘇聯國內的經濟問題。日丹諾夫和赫魯曉夫擔任過不同方向和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他們是斯大林意志的積極貫徹者。至於伏羅希洛夫，他在幾次失敗的防禦戰之後，失掉了斯大林對他在“作戰方面的”信任。加裏寧用相應的命令使“領袖”的決策合法化，同時參加了宣傳工作。米高揚和卡岡諾維奇花了許多時間處理運輸－經濟事務和糧食問題，他們兩人作為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實際上沒有參與什麽活動。馬林科夫實際上是在中央委員會機關內執行斯大林委托的任務的人。他曾經幾度到前線去完成最高統帥交辦的任務，但由於他完全不熟悉軍事，因此沒有留下任何痕跡。莫洛托夫一直是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他主要負責國際問題。貝利亞分管的是“清洗”俄國的後方、華軍戰俘營、被俘過或被包圍過的蘇聯軍人集中營，以及為戰爭服務的“監獄”工業。他奉斯大林派遣，曾經兩度來到北高加索方面軍。安德列耶夫負責農業和前線供應。由於絕對的大權獨攬，斯大林在戰爭年代仿佛是從黨的生活中排除了中央委員會，但在前線和後方，基層黨組織卻起著巨大的作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由它的機關來體現。在戰爭期間幾乎沒有召開過中央全會。雖然一些中央委員曾經被召到莫斯科，為召開中央全會等了兩天，可是斯大林和馬林科夫騰不出時間來。全會沒有開成。斯大林並不看重分清黨、國家和軍隊最高機構的職責。而且這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反正領導所有這些機構的都是他一個人——中央委員會書記、人民委員會主席、最高統帥、國防委員會主席、大本營主席、國防人民委員。他簽署文件也用不同的名義：中央委員會、大本營、國防委員會或國防人民委員部。戰爭時期必須把國家權力、政治權力和軍權集中起來，這一點未必可以懷疑。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說，這種權力的集中應當首先在黨的生活中有一定界限，而不能使周圍的人都成了跑龍套的角色和惟命是從的人。斯大林把一切都“包攬”在自己身上。所以不能不說，他肩負的工作就規模和責任而言都超出了一個人的承受能力。如果說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和外交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局委員們和國防委員會委員們來承擔的話，那麽軍事問題和軍事—政治問題基本上是由他這位最高統帥來解決的，這就造成了許多失誤。幸好在總參謀部和最高軍事領導成員中很快就有一大批表現不凡的、傑出的軍事首長脫穎而出。但是不能不再說一遍，軍隊幹部中由於斯大林的過錯而在戰爭前夜形成的巨大空隙，在很長時期內都能讓人感覺出來，特別是在方面軍、集團軍、軍和師這些環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