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3章 遲到的反省（第2/3頁）

“有人曾說，當年是蔣中正下手諭，令張將軍對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

“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公無關。我不止一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問題，我都是這樣說的。我不僅公開答記者問如是說，即在私下對我所信任的人也同樣是這樣講的。”

“有文章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給張將軍10余件電報函件，令張將軍不抵抗。張將軍的部下王卓如、閻寶航建議將軍將這些電報妥為保存。後來將軍的夫人於鳳至讓張將軍赴歐考察時，特地保存在倫敦匯豐銀行保險櫃中。因為有這些函電，西安事變後，張夫人即以此威脅，使國民中央政府和蔣中正不敢加害張將軍。有這回事嗎？”姓唐的學者又問道。

“唐先生覺得可能嗎？”張學良笑了起來。

“針對此說，也有學者指出，閻寶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陸，也寫過有關張將軍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將不抵抗命令原件存於匯豐銀行這樣的大事。但據為張將軍您所信任，替張將軍您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有這樣的話：‘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變，對蘇、日關系，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就推卸責任。’”

“外間傳說我有蔣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於鳳至手中，是扯談。於鳳至不是那種人。”張學良又說道，“是我的責任，不能諉過他人。”

“現在我要又一次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裏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有些激動地說道：“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沖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麽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麽樣來，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絕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姓唐的學者笑著感慨道：“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

“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1936年12月12日，您和楊虎城在西安發動了武裝軍事政變，將蔣中正劫持扣留，其衛士排67名警衛全部被殺。對此，大陸在建政後大肆宣揚張將軍您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但張將軍您晚年卻稱自己為‘罪人中的罪魁’，又是為什麽呢？”

聽了姓唐的學者的問話，張學良的眼中閃過一絲痛苦之色。

“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發動的西安事變的？”

“我記得那是在1954年，我在見過蔣公之後，寫了《西安事變反醒錄》。我認為自己‘當時對共布黨認識不清，為了實現抗日心願，以致害了國家，害了人民，十分後悔。’”張學良說道，“今天在這裏，我還是要這樣說。”

“我在1990年6月1日的90歲生日時，引用《聖經》中的話說：‘我是一個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您應該知道，我從來沒有抱怨過蔣公對我的囚禁。1991年我到美國後，《紐約時報》曾對我進行采訪，我解釋過我為何決定送蔣公離開西安並接受懲罰時說：‘我那是叛亂，不得不負起責任。’”

“您發動‘西安事變’，不是為了逼蔣公抗日嗎？”

“蔣公並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時機上和我有嚴重分歧，蔣公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共軍。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盡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當時蔣公深知雙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公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此保持清醒頭腦的是胡適先生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適先生發表‘華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張‘停戰謀和’，指出以中國之國情‘不足以對日言戰’；‘戰則必大敗，而和則未必大亂’。胡適先生後來還提出，‘日本倘能自華撤兵停戰，中國不惜承認滿洲國。’胡適先生為此專門解釋說：‘當年比利時曾被德國占領，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都是由於實力懸殊而采取的權宜之計，後來有實力又收回。’也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