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亂站隊（七）

“中國外長已經到了。”秘書進來告知俾斯麥首相。首相答道：“請他進來。”

一面起身，首相一面把一本德文版的《資本論》第一卷合上。因為中國的緣故，馬叔的研究在歐洲上層幾乎成了一門顯學。之所以用“幾乎”來形容，是因為馬叔的名著《共產黨宣言》直白的宣告著剝削制度的末日。

而中國皇帝韋澤的一些文章也逐漸流傳到了歐洲，這些文章以一個統治者的立場講述著封建制度的末日。對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皇帝韋澤也有著很多相當精辟的闡述。這些闡述無疑是中肯以及不客氣的。

有了理論以及基於這種理論的成功實踐，馬叔在歐洲上層的影響力日漸增加。甚至在德國國內也有極少人提出取消德國對馬叔本人的驅逐，讓馬叔能夠回德國教書。畢竟馬叔是德國人，讓他拿著中國的資助，在英國過著富裕的生活著算什麽呢？

首相對這種附庸風雅的提議是嗤之以鼻的，他雖然從理念上反對共產主義，本質上卻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唯物主義者。就如他嚴打共產黨，卻又從《資本論》中尋找治國的更佳途徑。對首相來說，一切的價值就是是否能在當下起到作用。面對豬一樣蠢笨無知的德國容克和膽小如鼠的資產階級，首相只能用這幫人能聽懂的語言高喊出“鐵和血”。對於那些只知道用理論描繪出一個未來天堂的共產主義者，首相也不可能有絲毫好感與認同。

在李新在侍從引領下走進辦公室的時候，首相已經站在辦公室中央。這是對中國外長的禮數，首相認同以自己的力量擺脫英國的欺壓，而且一躍成為世界強國的中國。或許中國的皇帝是一位理論家，比理論家更重要的是，中國皇帝為代表的中國統治階級更是實幹家。

已經開發發福，肚子高高鼓起的首相在外表上已經開始呈現老態。但是李新並不會因為這種外表而有絲毫小看第二帝國的締造者以及現任首相。這個人對德國的貢獻堪比韋澤對中國的貢獻，德意志從一盤散沙，遭受歐洲列強欺壓，到現在成為一個54萬平方公裏的歐洲強國，並且具有在歐洲大陸上天然優勢的歐洲強國，俾斯麥首相居功至偉。

雙方談的第一個內容還是老一套，德國希望能夠從中國購買到最先進的軍艦。李新只能用比較敷衍的方式對此作出了應對。此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是中國人民海軍和大英帝國皇家海軍，這兩個國家無一例外的都選擇了對海軍技術的保密。雖然不能把話說死，但是兩托了蘇伊士運河通航能力的福，中國和英國之間暫時沒有爆發全面海軍大戰的可能，中國也沒必要在當下給英國制造太多的麻煩。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海軍技術不僅僅能用在海軍上，管退式火炮已經是中國陸軍的標準配備。讓歐洲擁有反抗英國的能力，至少在當下對中國並非是最有利的選擇。

這件事談完之後，就輪到奧斯曼問題。首相明確表達了德國的立場，“我們反對英國的方案。”

李新對此並不意外，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天然優勢在於，他既是北歐國家，又是西歐國家，同時還是一個中歐國家。這個位於歐洲心臟部位的國家是個四戰之地，而德國擁有的工業實力以及強大的軍隊，讓德國還能戰四方。針對德國的局面，中國外交部歐洲司年輕人員提出了一個名為“歐洲的德國困境”的觀點。

這個困境是德國擁有的地緣優勢以及工業和制度優勢，加上俾斯麥首相本人的唯物主義做事方法導致的德國人的“秦國化”。備受韋澤認同的荀子歷史上曾經到過秦國，在對秦國現行制度和社會水平進行了一番發自內心的稱贊後，又認為秦國缺乏人本主義的政治理念，所以長遠看來非常危險。

而德國的趨勢也大有這個味道，專制以及基於專制的良好組織模式，對效率的追求，以及對科學發展的奇妙契合。讓“德國人豐富了制度卻沒能豐富心靈，德國人能克服錯誤卻無法避開歧路”。從韋昌榮兒子這段有點詩意的總結描述裏，李新敏銳的嗅到了一絲韋澤的味道。

“那麽閣下認為什麽方式才是更合理的方式？”李新問道。

“不能由英國主導，也不能由俄國主導。只有避免了這兩個國家的主導，才能讓巴爾幹地區得到穩定與和平。”俾斯麥首相提出了他的看法。

李新肚子裏面腹誹了一句，“合著還是得由德國主導。”

但是李新沒有把這話說出來，他問了一個問題，“德國作為三皇同盟的成員國之一，排除俄國的主導，又會對三皇同盟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呢？就我所知，法國與俄國在經濟上有諸多合作，而德國與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德國有著極大優勢。且不說俄國認為自己天然就應該領導巴爾幹的斯拉夫兄弟。咱們從經濟上來談，德國無法如同法國那樣提供俄國需要的支持，那麽德國在政治上如果無法滿足俄國的需要，三皇同盟又該怎麽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