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世紀（第2/2頁）

美國漢學要想趕上歐洲大陸和英國，首先要在漢語的掌握上下工夫。鴉片戰爭後，美國來華傳教士的人數迅速增加，大大超過了英國。截止到1847年，來華新教傳教士總共是112人，其中英國35人，而美國是73人。這些新來的傳教士和當年的裨治文一樣，必須首先學習漢語，在學習的過程中他們編寫了大量的字典、詞典以及各種幫助學習漢語方言的教材。中文教材和工具書的大量出現成為19世紀美國漢學的一大特點，而其源頭無疑是裨治文編寫的《讀本》。

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對外國人的活動範圍有嚴格的限制，這使得傳教工作很難開展，裨治文於是決定將工作重心轉向出版。他的想法得到了馬禮遜和當時在廣州的商人們的支持，特別是奧立芬（D.W.C.Olyphant）尤為積極，正是由於他的努力才使廣州傳教站得到了所需的印刷設備，印刷機於1831年12月運抵廣州，鉛字也在數月後到達。1832年5月，裨治文主編的英文刊物《中國叢報》第一期面世，此後以每月一期的頻率出版。印刷所在廣州運行了四年之後，由於清政府的進一步限制而不得不於1836年初移至澳門，直到鴉片戰爭後才於1844年10月先搬至香港，後又於1845年7月再次搬回廣州。在澳門運行的八年當中，印刷所的任務除了《中國叢報》之外，主要是刊印了《讀本》在內的幾部教材和字典。

印刷教材和字典首先要解決的是中文活字問題。如果是純粹的中文印刷，可以采用中國傳統的雕版或西方新近發明的石印技術，但印刷中英文夾雜的作品則以活字印刷最為理想和可行。在搬家到澳門之前，廣州印刷所還沒有中文活字。在需要印刷中文作品的時候，只有請中國刻工幫忙進行雕版印刷。但自1834年英國商務監督律勞卑（W.J.Napier）與中國政府發生摩擦以來，這樣的中文印刷方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得不移到新加坡進行。裨治文介紹美國歷史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一書的初版就是1838年在新加坡印刷的。澳門印刷所最初的一套中文活字原先屬於東印度公司，這套活字是西方人制作的最早的一套中文活字，它是應東印度公司的要求於1814年開始制作的，目的是為了印刷馬禮遜的《華英字典》，該字典也就成為西人用中文活字刊印的第一部作品。此後馬禮遜還利用這套活字刊印了另外一部字典《廣東省土話字匯》。1834年東印度公司解體、馬禮遜去世後，這套活字開始由美國人掌管使用。1842年，英國當局將這套活字正式贈予了美方。

《讀本》是澳門印刷所刊印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是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H.Medhurst）的《福建土話字典》，該字典是繼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匯》之後的另一部方言字典，也是最早的福建方言字典。1823年，麥都思完成編寫後曾送到新加坡、馬六甲、檳榔嶼等地謀求刊印，但均未獲成功。1829年，東印度公司表示同意資助這本字典的出版，於是麥都思又做了大量的增補。印刷工作於1831年開始，但1834年4月由於東印度公司特許經營權的解除而使這一工作被迫中斷，當時已經印完了三分之一。1835年12月，麥都思來到廣州、澳門尋求印刷資助，得到美國商人奧立芬的幫助，全部印刷工作終於在1837年完成。相比而言，《讀本》的編寫和印刷過程要簡單得多，因為都是在澳門一地完成的，所以沒有經歷《福建土話字典》那樣的好事多磨。

原載2013年1月23日《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