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流血的季節 第十九章 1945年，華盛頓

伍迪·杜瓦很快適應了拐杖。

他是在1944年底比利時的阿登戰役中受傷的。推進到德國邊境的盟軍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德軍的強烈反擊。伍迪和一零一空降師的戰友被阻擋在交通樞紐巴斯托涅小鎮上。當德國人送來請求投降的信件時，麥考利夫將軍簡單地回了一個字：“呸！”

聖誕節這天，伍迪的右腿被機關槍打了個稀巴爛，他的傷勢很嚴重。更糟的是，一個月以後，一零一空降師才突出重圍，把他送進了真正的醫院。

他的骨頭會重新愈合，腿也有可能不再一瘸一拐，但不可能再適應跳傘的強度了。

阿登戰役是希特勒在西線的最後反攻。在那之後，德軍再沒有組織起像樣的反攻。

伍迪回歸了正常的生活。這意味著他住在華盛頓的父母家裏，天天得聽母親的嘮叨。拆了石膏後，他去父親辦公室上班了。

1945年4月12日，星期四，他在參眾兩院所在的國會大廈地下室和父親談起了難民問題。“我們認為，歐洲大約有兩千一百萬流離失所的難民，”格斯說，“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18】準備對他們伸出援手。”

“任何一天都可以開始幫助他們，”伍迪說，“紅軍已經快打到柏林了。”

“美軍離柏林也只有五十英裏了。”

“希特勒還能堅持多久？”

“如果還有點理智的話，他現在就應該投降。”

伍迪低下聲音說：“有人告訴我，蘇聯人找到了一個大規模殺戮的集中營。納粹在那一天要殺死幾百人。在波蘭一個叫奧斯維辛的地方。”

格斯嚴肅地點了點頭。“是真的，公眾現在還不知道，但他們遲早會知道的。”

“有人應該為此而被處死。”

“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已經為此工作了好幾年。他們制作了戰犯列表，正在搜集他們的犯罪證據。如果戰後能保住聯合國的話，有人就會因為戰爭中犯下的罪行而走上法庭。”

“聯合國當然能繼續存在下去，”伍迪有點生氣了，“羅斯福以此為基調參加了去年的總統選舉並贏得了勝利。幾周以後，聯合國大會將在舊金山舉行。”對伍迪來說，舊金山具有特殊的意義，貝拉·赫爾南德茲就住在那兒，但伍迪還沒向父親提起過她。“美國人民希望看到國際合作，以保證這類戰爭再也不會出現。誰會對聯合國的存在進行反對呢？”

“這樣的人有好多呢。大多數共和黨人盡管都是好人，卻覺得其他國家的世界觀完全和我們不同，沒什麽可以和它們交流的。共和黨內部的極少數強硬分子更是激烈反對聯合國的存在。真他媽的操蛋！”

伍迪非常吃驚，他從沒見父親這麽罵過人。

“這些人在30年代策劃了針對羅斯福的叛亂，”格斯說，“比如亨利·福特這樣的生意人。福特認為希特勒是個反共產主義的強大領導人，十分優秀。他們還參加了右翼組織，諸如‘美國第一’。”

在伍迪的記憶中，父親從沒如此生氣。

“如果讓這些傻瓜肆意妄為，肯定會發生比前兩次世界大戰更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格斯說，“我已經在戰爭中失去了一個兒子。如果我能有孫子的話，我絕對不希望他也死於戰爭。”

伍迪的心一陣刺痛：如果喬安妮還活著，她或許已經為格斯添了個孫子。

現在伍迪連個約會的人都沒有，更別說替格斯添什麽孫子了——除非能在舊金山偶遇貝拉·赫爾南德茲。

“我們對這些白癡一點辦法都沒有，”格斯說，“但我們也許能對付範登堡參議員。”

阿瑟·範登堡是來自密歇根的共和黨參議員。他是保守派人士，對羅斯福的新政持反對態度。不過範登堡是格斯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同事。

“他是個很大的威脅，”格斯說，“自負又不可一世，但是受到很多人的尊敬。連總統有時也不得不向他讓步。他的政治觀點基本和我們一樣，但我怕他會倒退。”

“為什麽會倒退？”

“他是個積極的反共產主義分子。”

“這沒什麽，我們也反對共產主義。”

“但範登堡在這個問題上有點偏執。只要他覺得我們對莫斯科卑躬屈膝，就會坐立不安。”

“怎樣算卑躬屈膝呢？”

“天知道我們會在舊金山達成什麽協議。我們同意承認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兩個獨立國家，這意味著蘇聯在聯合國大會拿到了三票。我們必須把蘇聯留在聯合國——但如果讓步太大的話，範登堡會對聯合國是否需要繼續存在、美國是否需要繼續參加提出質疑。到了那一步的話，參議院很可能像1919年拒絕批準加入國聯一樣把聯合國拒之門外。”

“因此我們既要在舊金山讓蘇聯人滿意，又不能觸怒範登堡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