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危情之年（1942年3月～1942年9月）（第4/9頁）

5月5日上午的怒江惠通橋一片混亂。

由於日軍攻入滇西，怒江西岸的難民和遠征軍殘余部隊潮水般地湧向通往東岸的惠通橋，上百輛汽車堵在西岸橋頭。在東岸，獨立工兵第24營營長張祖武（黃埔軍校6期，湖南長沙人）帶著部隊觀望這混亂的場景。當時，張祖武奉命率部向滇西轉進，前一天晚上抵達東岸的保山，計劃於5日太陽落山前進至畹町，但發現根本過不了橋。混亂的人車已堵住了這座並不寬大的鋼索吊橋，橋頭的憲兵對場面失去了控制。

就這樣，在10點多，張祖武等來了他的上級，驅車而至的工兵總指揮馬崇六（雲南講武堂，雲南大理人）。除了司機外，車裏還有兩個人。馬崇六神色極為嚴峻，告訴張祖武畹町已經陷落，隨即問張帶了多少炸藥，聽完匯報後，似乎松了一口氣，說：“好！好！”

兩個人交談一番。接著，馬崇六寫下一份手令，交給張祖武後，驅車離去了。

張祖武望著手令上的字：“一、命令獨立工兵第24營營長張祖武在惠通橋東端就地待命；二、敵人強占惠通橋時立即爆破該橋；三、任務完成後即電報本部。”

張祖武隨即下令，部隊就地臨時執行炸毀惠通橋的任務。

張祖武對補給軍需長李國屏說：“臨時奉命炸橋，責任重大，必須要一手令作為憑證。”並告訴他，剛才車裏的另兩個人，一個是遠征軍參謀團團長林蔚中將，一個是參謀團處長蕭毅肅（雲南講武堂，四川蓬州人）中將。

接下來現場之情形，可見李國屏的回憶文章《張營長炸橋阻敵》：

一連長胡世安率全連官兵攜帶已計算夠量的炸藥及一應爆破器材到橋西端安裝；二連長趙宋卿負責在橋中段安裝炸藥；三連長石堅在橋東端安裝炸藥及做好各項炸橋引爆準備工作。為確保炸橋成功，張營長決定雙引爆，即導火索點火引爆和發電器電引爆，發電器由營長親自執掌。隨後，營長率營連幹部逐一仔細檢查無誤後才返回橋東營指揮地，用望遠鏡嚴密監視敵人。這時，敵機械化部隊趕到，占領橋西山頭制高點，以猛烈炮火朝東岸射擊。中午時分，張營長突然發現西岸敵人奔撲橋頭，向橋上沖來。敵人搶橋了！張營長斷然高喊：“點火！”他自己則猛力壓下發電器手柄。“轟”的一聲，驚天動地，峽谷轟鳴，煙塵漫天，橋沉江底，阻敵成功……事後方知，炸橋前已有四五百名敵人化裝混入難民中偷過橋來，幸被我及時趕到的三十六師一〇六團官兵與敵激戰，除數十名敵軍泅水逃回西岸外，其余全被殲滅。

這是大後方在1942年最危險的一幕。惠通橋被及時爆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使昆明化險為夷。

昆明這座城市無論如何不能丟。日軍攻占緬北重鎮密支那並切斷滇緬公路後，美國開始通過喜馬拉雅山的駝峰航線，從印度往昆明巫家壩等幾處機場運送抗戰物資，再從昆明運往四川等地。如果日軍控制怒江東岸並占領昆明，那麽美國援助的戰略物資就再無法抵達中國。所以說，保住昆明就保住了駝峰航線這唯一的大動脈。昆明失，則意味著一切國際補給線都被切斷。

講到這兒，有人問了，當時侵入滇西的日軍有打昆明的計劃嗎？

沒有。但是，如果他們輕易越過惠通橋，攻至怒江東岸，在一線部隊形成直取態勢後，則存在著日軍前線司令部獨斷下達占領昆明的命令的可能性，就像當初打南京那樣。

正如上面說的那樣，張祖武營長爆破惠通橋，將日軍大部隊阻擋於怒江西岸，但卻有上百名日軍便衣在橋被爆破前混至東岸，並向守軍發起襲擊。緊要關頭，李志鵬第36師先鋒團及時趕到，與之展開激戰，最終將其主力肅清，殘部則逃回西岸。但日軍並沒有就此罷手，占領西岸松山要塞的他們開始搭建浮橋，意圖強渡怒江。繼張祖武獨立工兵第24營、李志鵬第36師之後，前來解危局的是陳納德的“飛虎隊”。在猛烈空襲下，日軍不得不止步於怒江西岸，並開始在松山陣地修築戰鬥工事，做持久固守狀。

就這樣，1944年春滇緬反攻戰開始前，中日兩軍，一個在怒江東岸，一個在怒江西岸，開始了長達兩年的對峙。

通天計劃

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的1942年初春，日本人正醞釀著一個通天計劃：攻略川陜，徹底打垮重慶國民政府。

計劃最初由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2期，石川縣人）提出，主要目的是攻占陜西。反饋到東京後，東京加上四川攻略，並將之轉到南京，要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研究。先前就建議攻打四川的總參謀長後宮淳此時卻持保留態度，他認為：進行川陜攻略需要動用大量傘兵部隊，現在日軍的傘兵部隊還不足以支持這樣大規模的作戰；另外，沖入重慶前，最好先下成都，但如果由成都攻重慶的路線遇到麻煩，結果就會不如人意。此時的他更關注常德，認為由常德和長沙地區運出的大米，極好地支持了中國大後方的日常生計，潛台詞是：最好先打常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