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世界是無一息不變的，人，因其感覺遲鈍，或雖有感覺而行為濡滯之故，非到外界變動，積微成著，使其感覺困難時，不肯加以理會，設法應付，正和我們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掃除，以致塵埃堆積，掃除時不得不大費其力一樣。這話，在第一章中，業已說過了。中國自有信史以來，環境可說未曾大變。北方的遊牧民族，憑恃武力，侵入我國的疆域之內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較低，並不能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且他還不得不棄其生活方式而從我，所以經過若幹年之後，即為我們所同化。當其未同化之時，因其人數甚少，其暴橫和掠奪，也是有一個限度的，而且為時不能甚久。所以我們未曾認為是極大的問題，而根本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以應之。至於外國的文明，輸入中國的，亦非無有。其中最親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則是希臘文明，播布於東方的，從中國陸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後，即有輸入。其後大食的文明，輸入中國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層建築，生活的基礎不變，說一種宗教，對於全社會真會有什麽大影響，是不確的。所以佛教輸入中國之後，並未能使中國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變化，以適應我們的生活了。讀第十八章所述可見。其余的文明，無論其為物質的、精神的，對社會上所生的影響，更其“其細已甚”。所以中國雖然不斷和外界接觸，而其所受的外來的影響甚微。至近代歐西的文明，乃能改變生活的基礎，而使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徹底起一個變化，我們應付的困難，就從此開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這個大變化上。

西人的東來，有海陸兩路，而海路又分兩路：（一）自大西洋向東行，於公元1516年繞過好望角，自此而至南洋、印度及中國。（二）自大西洋向西行，於1492年發見美洲，1519年環繞地球，其事都在明武宗之世。初期在海上占勢力的是西、葡，後來英、荷繼起，勢力反駕乎其上。但其在中國，因葡萄牙人獨占了澳門之故，勢力仍能淩駕各國，這是明末的情形。清初，因與荷蘭人有夾攻台灣鄭氏之約，許其商船八年一到廣東，然其勢力，亦遠非葡萄牙之敵。我們試將較舊的書翻閱，說及當時所謂洋務時，總是把“通商傳教”四字並舉的。的確，我們初期和西洋人的接觸，不外乎這兩件事。通商本兩利之道，但這時候的輸出入品，還帶有奢侈性質，並非全國人所必需，而世世西人的東來，我們卻自始對他存著畏忌的心理。這是為什麽呢？其（一）中國在軍事上，是畏惡海盜的。因為從前的航海之術不精，對海盜不易傾覆其根據地，甚而至於不能發見其根據地。（二）中國雖發明火藥，卻未能制成近世的槍炮。近世的槍炮，實在是西人制成的，而其船舶亦較我們的船舶為高大，軍事上有不敵之勢。（三）西人東來的，自然都是些冒險家，不免有暴橫的行為。而因傳教，更增加了中國畏忌的心理。近代基督教的傳布於東方，是由耶穌會Jesuit開始的。其教徒利瑪竇，Matteo Ricci以1581年始至澳門，時為明神宗萬歷五年。後入北京朝獻，神宗許其建立天主堂。當時基督教士的傳教，是以科學為先驅；而且順從中國的風俗，不禁華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的。於是在中國的反應，發生兩派：其（一）如徐光啟、李之藻等，服膺其科學，因而亦信仰其宗教。其（二）則如清初的楊光先等，正因其人學藝之精，傳教的熱烈，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在當時，科學的價值，不易為一般人所認識，後一派的見解，自然容易得勢。但是輸入外國的文明，在中國亦由來已久了。在當時，即以歷法疏舛，舊有的回回歷法，不如西洋歷法之精，已足使中國人引用教士，何況和滿洲人戰爭甚烈，需要教士制造槍炮呢？所以1616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傳播後，到1621年，即因命教士制造槍炮而復解禁。後更引用其人於歷局。清初，湯若望Joannes Adams Schall vonBell亦因歷法而被任用。聖祖初年，為楊光先所攻擊，一時失勢。其後卒因舊法的疏舛，而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復見任用。聖祖是頗有科學上的興趣的。在位時引用教士頗多。然他對於西洋人，根本上仍存著一種畏惡的心理。所以在他禦制的文集裏，曾說“西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這在當時的情勢下，亦是無怪其然的。在中國一方面，本有這種心理潛伏著，而在西方，適又有別一派教士，攻擊利瑪竇一派於教皇，說他們賣教求榮，容許中國的教徒祟拜偶像。於是教皇派多羅到中國來禁止。Tourmon。這在當時的中國，如何能說得明白？於是聖祖大怒，將多羅押還澳門，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瑪竇遺法的都退出。教皇仍不變其主張，且處不從令的教士以破門之罰。教士傳教中國者，遂不復能順從中國人的習慣，此亦為中西隔閡之一因。至1717年，碣石鎮總兵陳昂說：“天主教在各省開堂聚眾，廣州城內外尤多，恐滋事端，請嚴舊例嚴禁”，許之。1723年，閩浙總督滿保請除送京效力人員外，概行安置澳門；各省天主堂，一律改為公廨；亦許之。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傳布。然其徒之秘密傳布如故。中國社會上，本有一種所謂邪教，其內容僅得之於傳說，是十分離奇的，以此觀之，知歷來所謂邪教者的傳說，亦必多誣蔑之辭。至此，遂將其都附會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後來戰敗的恥辱，因戰敗而準許傳教，有以兵力強迫傳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幾十年教案之根。至於通商，在當時從政治上看起來，並沒有維持的必要。既有畏惡外人的心理，就禁絕了，也未為不可的。但這是從推理上立說，事實上，一件事情的措置，總是受有實力的人的意見支配的。當時的通商，雖於國計民生無大關系，而在官和商，則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對於外人，不肯不剝削，就伏下了後來五口通商的禍根。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過是通商傳教的關系，至陸路則自始即有政治關系。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亞的民族，這是幾千年以來，歷史上持續不變的形勢。但到近代歐洲的勢力向外發展時，其情形也就變了。15世紀末葉，俄人脫離蒙古的羈絆而自立。其時可薩克族又附俄，Kazak，即哥薩克。為之東略。於是西伯利亞的廣土，次第被占。至明末，遂達鄂霍次克海。騷擾且及於黑龍江。清初因國內未平，無暇顧及外攘。至三藩既平，聖祖乃對外用兵。其結果，乃有1688年的《尼布楚條約》。訂定西以額爾古訥河，東自格爾必齊河以東，以外興安嶺為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師。此約俄人認為系用兵力迫脅而成，心懷不服，而中國對邊陲，又不能實力經營，遂伏下鹹豐時戊午、庚申兩約的禍根。當《尼布楚條約》簽訂時，中、俄的邊界問題，還只限於東北方面。其後外蒙古歸降中國，前此外蒙古對清，雖曾通商，實僅羈縻而已。於是俄、蒙的界務，亦成為中、俄的界務。乃有1727年的《恰克圖條約》。規定額爾古訥河以西的邊界，至沙賓達巴哈為止。自此以西，仍屬未定之界。至1755、1759兩年，中國次第平定準部回部，西北和俄國接界處尤多，其界線問題，亦延至鹹豐時方才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