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晉初的形勢

吳、蜀滅亡，天下復歸於統一了，然而亂源正潛伏著。這亂源是什麽呢？

自後漢以來，政治的綱紀久經廢弛，試看第三十一章所述可知。政治上的綱紀若要挽回，最緊要的是以嚴明之法行督責之術。魏武帝和諸葛亮都是以此而收暫時的效果的。然而一兩個嚴明的政治家，挽不回社會上江河日下的風氣，到魏、晉之世，綱紀又復頹敗了。試看清談之風，起於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自公元240年至248年。至晉初而更甚，直綿延至南朝之末可知。所謂清談，所談的就是玄學。玄學的內容已見第十七章。談玄本不是壞事，以思想論，玄學要比漢代的儒學高明得多。不過學問是學問，事實是事實。因學問而忽視現實問題，在常人尚且不可，何況當時因談玄而蔑視現實的，有許多是國家的官吏，所拋棄的是政治上的職務？

漢朝人講道家之學的所崇奉的是黃、老，所講的是清靜不擾，使人民得以各安其生的法術。魏、晉以後的人所崇奉的是老、莊，其宗旨為委心任運。狡黠的講求趨避之術，養成不負責任之風。懦弱的則逃避現實。以求解除痛苦。頹廢的則索性蔑視精神，專求物質上的快樂。到底人是現實主義的多，物質容易使人沈溺，於是奢侈之風大盛。當曹爽執政時，曾引用一班名士。雖因政爭失敗，未能有所作為，然從零碎的材料看來，他們是有一種改革的計劃，而其計劃且頗為遠大的。如夏侯玄有廢郡之議，他指出郡已經是供鎮壓之用，而不是治民事的，從來講官制的人，沒有這麽徹底注重民治的。曹爽等的失敗，我們固然很難知其原因所在，然而奢侈無疑的總是其原因之一。代曹爽而起的是司馬氏，司馬氏是武人，武人是不知義理、亦不知有法度的，一奢侈就可以毫無軌範。何曾、石崇等人正是這一個時代的代表。

封建時代用人本來是看重等級的。東周以後，世變日亟，遊士漸起而奪貴族之席。秦國在七國中是最能任用遊士的，讀李斯《諫逐客書》可見。秦始皇滅六國後，仍保持這個政治習慣，所以李斯能做到宰相，得始皇的信任。漢高起自徒步，一時將相大臣，亦多刀筆吏或家貧無行者流，就更不必說了。漢武帝聽了董仲舒的話，改革選法，博士、博士弟子、郡國上計之吏和州郡所察舉的秀才、孝廉，都從廣大的地方和各種不同的階層中來。其他擢用上書言事的人，以及朝廷和各機關的徵辟，亦都是以人才為主的。雖或不免采取虛譽，及引用善於奔走運動的人，究與一階級中人世據高位者不同。魏、晉以降，門閥制度漸次形成，影響及於選舉，高位多為貴族所蟠據，起自中下階層中較有活氣的人，參與政治的機會較少，政治自然不免腐敗。如上章所述，三國時代，南方士大夫的風氣，還是頗為剽悍的。自東晉之初，追溯後漢之末，不過百余年，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人物，未必無有。晉初的周處，即系南人，還很有武烈之風。倘使元帝東渡以後，晉朝能多引用這一班人，則除為國家戡亂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敵愾心，必有功效可見。然而大權始終為自北南遷的貴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類的人物，直到晉末，才得出現於政治舞台之上，這也是一筆很大的損失。

兩漢時儒學盛行。儒學是封建時代的產物，頗篤於君臣之義的。兩漢時，此項運動，亦頗收到相當的效果。漢末政治腐敗，有兵權的將帥，始終不敢背叛朝廷，說本《後漢書?儒林傳論》。以魏武帝的功蓋天下，亦始終只敢做周文王，參看《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五年注引是年十二月己亥令，這句句都是真話。就是為此。司馬氏的成功是狡黠而不知義理的軍閥得勢。《晉書?宣帝紀》說：“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司馬氏之說可見。自此風氣急變。宋、齊、梁、陳之君亦多是如此。加以運祚短促，自不足以致人忠誠之心。門閥用人之習既成，貴遊子弟，出身便做好官，富貴吾所自有，朝代變換，這班人卻並不更動，遂至“忠君之念已亡，保家之念彌切”。說本《南史?褚淵傳論》。中國人自視其國為天下，國家觀念，本不甚發達；五胡亂華，雖然稍稍激起民族主義，尚未能發揚光大；政治上的綱紀，還要靠忠君之義維持，而其頹敗又如此，政治自更奄奄無生氣了。

秦、漢時雖有所謂都尉，調兵和統率之權，是屬於太守的。其時所行的是民兵之制，平時並無軍隊屯聚；一郡的地方太小，亦不足以背叛中央；所以柳宗元說“有叛國而無叛郡”。見其所著《封建論》。自刺史變為州牧而地盤始大；即仍稱刺史的，其實權亦與州牧無異；郡守亦有執掌兵權的；遂成尾大不掉之勢。晉武帝深知其弊，平吳之後，就下令去刺史的兵權，回復其監察之職。然沿習既久，人心一時難於驟變。平吳之後，不久內亂即起，中央政府，顧不到各地方，仍藉各州郡自行鎮壓，外重之勢遂成，迄南朝不能盡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