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後漢的盛衰

後漢自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220年為魏所篡止，共計192年；若算到公元189年董卓行廢立，東方起兵討卓，實際分裂之時為止，則共得175年；其運祚略與前漢相等，然其國力的充實，則遠不如前漢了。這是因為後漢移都洛陽，對於西北兩面的控制，不如前漢之便；又承大亂之後，海內凋敝已極，休養未幾，而羌亂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漢之盛之故。兩漢400年，同稱中國的盛世，實際上，後漢已漸露中衰之機了。光武帝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他知道大亂之後，急於要休養生息，所以一味的減官省事。退功臣，進文吏。位高望重的三公，亦只崇其禮貌，而自己以嚴切之法，行督責之術，雖然有時不免失之過嚴，然頗得專制政治“嚴以察吏，寬以馭民”的秘訣，所以其時的政治，頗為清明。公元57年，光武帝崩，子明帝立。亦能守其遺法。公元75年，明帝崩，子章帝立，政治雖漸見寬弛，然尚能蒙業而安。章帝以公元88年崩。自公元36年公孫述平定至此，共計52年，為東漢治平之世。匈奴呼韓邪單於約諸子以次繼立。六傳至呼都而屍單於，背約而殺其弟。前單於之子比，時領南邊，不服。公元48年，自立為呼韓邪單於，來降。中國人處之於今綏遠境內。匈奴自此分為南北。北匈奴日益衰亂。公元89年，南單於上書求並北庭。時和帝新立，年幼，太後竇氏臨朝。後兄竇憲犯法，欲令其立功自贖，乃以憲為大將軍，出兵擊破匈奴。後年，又大破之於金微山。大約系今蒙古西北的阿爾泰山。北匈奴自此遠遁，不能為中國之患了。西域的東北部，是易受匈奴控制的。其西南部，則自脫離漢朝都護的管轄後，強國如莎車、於闐等，出而攻擊諸國，意圖並吞。後漢初興，諸國多願遣子入侍，請派都護。光武不許。明帝時，才遣班超出使。班超智勇足備，帶了少數的人，留居西域，調發諸國的兵，征討不服，至公元91年而西域平定。漢朝復設都護，以超為之。後漢之於域外，並沒有出力經營，其成功，倒亦和前漢相仿佛，只可謂之適值天幸而已。

後漢的亂源，共有好幾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戚和宦官。從前的皇室，其前身，本來是一個強大的氏族。氏族自有氏族的繼承法。當族長逝世，合法繼承人年幼時，從族中推出一個人來，暫操治理之權，謂之攝政。如由前族長之妻，現族長之母代理，則即所謂母後臨朝。宗室分封於外，而中朝以外戚輔政，本來是前漢的一個政冶習慣。雖然前漢系為外戚所篡，然當一種制度未至崩潰時，即有弊竇，人們總認為是人的不好，而不會歸咎於制度的。如此，後漢屢有沖幼之君，自然產生不出皇族攝政的制度來，而只會由母後臨朝；母後臨朝，自然要任用外戚。君主之始，本來是和一個鄉長或縣長差不多的。他和人民是很為接近的。到後來，國家愈擴愈大，和原始的國家不知相差若幹倍了，而君主的制度依然如故。他和人民，和比較低級的官吏，遂至因層次之多而自然隔絕。又因其地位之高，而自成養尊處優之勢，關系之重，而不得不深居簡出。遂至和當朝的大臣，都不接近，而只是和些宦官宮妾習狎。這是歷代的嬖倖近習易於得志的原因，而也是政治敗壞的一個原因。後漢外戚之禍，起於章帝時。章帝的皇後竇氏是沒有兒子的。宋貴人生子慶，立為太子。梁貴人生子肇，竇後養為己子。後誣殺宋貴人，廢慶為清河王，而立肇為太子。章帝崩，肇立，是為和帝。後兄竇憲專權。和帝既長，與宦者鄭眾謀誅之，是為後漢皇帝和宦官合謀以誅外威之始。105年，和帝崩。據說和帝的皇子，屢次夭殤，所以生才百余日的殤帝，是寄養於民間的。皇後鄧氏迎而立之。明年，復死。乃迎立清河王的兒子，是為安帝。鄧太後臨朝，凡15年。太後崩後，安帝親政，任用皇後的哥哥閻顯，又寵信宦官和乳母王聖，政治甚為紊亂。閻皇後無子，後宮李氏生子保，立為太子。後譖殺李氏而廢保。125年，安帝如宛，道崩。皇後秘喪馳歸，迎立章帝之孫北鄉侯懿。當年即死。宦者孫程等迎立廢太子保，是為順帝。程等19人皆封列侯。然未久即多遭譴斥。順帝任用皇後的父親梁商。商死後，子冀繼之，其驕淫縱恣，為前此所未有。144年，順帝崩，子沖帝立。明年崩。梁冀迎立章帝的玄孫質帝。因年小聰明，為冀所弑。又迎立章帝的曾孫桓帝。桓帝立13年後，才和宦者單超等5人合謀把梁冀誅戮，自此宦官又得勢了。

因宦官的得勢，遂激成所謂黨錮之禍。宦官和閹人，本來是兩件事。宦字的初義，是在機關中學習，後來則變為在貴人家中專事伺候人的意思，第十五章中，業經說過了。皇室的規模，自然較卿大夫更大，自亦有在宮中服事他的人，此即所謂宦官。據《漢書?本紀》，惠帝即位後，曾施恩於宦皇帝的人，此即是惠帝為太子時，在“太子家”中伺候他的人。本不專用閹人，而且其初，宦官的等級遠較閹人為高，怕是絕對不能用閹人的。但到後來，刑罰濫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宮刑的；如司馬遷受宮刑後為中書謁者今，即其好例。又有生來天閹的人；又有貪慕權勢，自宮以進的，不都是俘虜或罪人。於是其人的能力和品格，都漸漸提高，而可以用為宦官了。後漢鄧太後臨朝後，宮中有好幾種官，如中常侍等，都改用閹人，宦官遂成為閹人所做的官的代名詞。雖然閹人的地位實已提高，然其初既是俘虜和罪人，社會上自然總還將他當作另一種人看待，士大夫更瞧他不起。此時的士大夫和貴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結的。這一者出於戰國之世貴族好養士，士人好奔走的習慣，一則出於此時選舉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業經說過了。當時的宦官，多有子弟親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則居鄉恃勢驕橫。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動輿論反對他，正是立名的好機會。士大夫和宦官遂勢成水火。這一班好名譽好交結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標榜，互相結托。京城裏的大學，遊學者眾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為他們聚集的中心。結黨以營謀進身，牽引同類，淆亂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個大忌。當時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這一個罪名，則一網可以打盡，這是多麽便利，多麽痛快的事！宦官遂指當時反對他們的名士為黨人，勸桓帝加以禁錮，後因後父竇武進言，方才把他們赦免。167年，桓帝崩，無子，竇後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孫靈帝。太後臨朝。竇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於竇氏的陳蕃，做了太傅，則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謀誅弄權的宦官，反為所害。太後亦被遷抑郁而死。靈帝年長，不徒不知整頓，反更崇信宦官，聽其把持朝政，濁亂四海。而又一味聚斂奢侈。此時亂源本已潛伏，再天天給他制造爆發的機會，遂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