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部《呂著中國通史》是呂思勉先生史學論著的一種。呂先生先後曾著作兩部中國通史：前一部稱為《白話本國史》，1923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呂著中國通史》是抗日戰爭時期上海成為“孤島”的時候，適應當時大學教學的需要而編寫的。由於當時出版條件的艱難，上冊於1940年由開明書店出版，下冊拖延到1944年才由開明書店出版。

這部書針對當時上海大學文科學生學習上的需要，沒有采用一般通史的體例。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分門別類地、有系統地敘述了社會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的發展情況；下冊分章按時代順序有條理地敘述了政治歷史的變革。作者認為當時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雖然在敘述理亂興亡的過程中，夾敘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條理系統，上下不夠連貫，使初學者摸不清頭緒，不能構成系統的歷史知識。特別是大學文科的學生，他們正需要有系統的歷史知識，以求進一步的鉆研，因此就有采用這樣特殊體例來編寫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來，這種體例的中國通史，對於初學者還是有一定用處的，它對幫助讀者初步掌握中國歷史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以及學術文化等系統的歷史知識有很大的好處。

當時作者編寫此書，不僅是為了大學教學上的需要，還有個明顯的目標，就是想從中總結出一些歷史的經驗，用來指導我們今後的行動。他說：“頗希望讀了的人對於中國歷史上重要文化現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現狀的所以然，對於前途可以預加推測，因而對於我們的行為可以有所啟示。”

作者當時在這部書中總結了哪些重要的歷史經驗？對於我們的前途作了怎樣的推測？對我們的行動又作了怎樣的啟示呢？重點在於社會經濟的變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其中“財產”一章，結合中國經濟發展歷史的敘述，著重說明了中國歷代社會改革思潮的主流。他認為中國古代有兩大社會改革思潮：一是儒家（主要指經今文學家）主張“三世”之說，要求從“亂世”經歷“小康”而到達“大同”的“太平世”，謀求恢復井田制，平均地權；一是法家，主張節制資本，實行鹽鐵等大工商業官營，管理民間的商業和借貸。法家的主張，漢武帝時桑弘羊曾經實行，但只收到籌款的結果，沒有取得改革社會的成效。西漢末年王莽綜合儒法兩家主張，進行社會改革，結果完全失敗，“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失敗”（96頁）。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國家是階級時代的產物，治者階級總是要剝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因而不可能由他們來完成有利於人民的社會改革。

作者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徹底完成有利於人民的社會改革，而且認為“中國歷代社會上的思想，都是主張均貧富的，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於接受社會主義的一個原因”。這是作者從我國歷來社會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說明我們所以容易接受社會主義而加以推行的原因。怎樣推行社會主義呢？作者在“實業”一章中，指出農工商三者之中，“農為尤要”，在敘述農業“自粗耕進於精耕的過程”之後，接著檢討“中國農業進化的阻力”，認為主要由於土地私有和小農制，其唯一的“出路是要推行大農制”，改變生產方式，效法蘇俄的集合農場，使用耕作機械，化除農民私見，因為“生活變則思想變，生產的方法變則生活變”。

作者一方面通過對經濟制度和社會改革思想發展歷史的敘述，指出必然走向社會主義的趨勢；另一方面又通過對於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發展歷史的敘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趨勢。“政體”一章，突出地說明殷、西周、春秋時期的貴族專制政體內，保存有許多民主政治的遺跡。《周官》上有“大詢於眾庶”之法，國家有危難，國都要遷移，國君要改立，都必須召集國人而征詢意見。這在《尚書?盤庚》和《左傳》等書中可以找到許多例證。從《尚書?洪範》可以看到“君主、卿士、庶人、龜、筮各占一權，而以其多少數定吉兇，亦必系一種會議之法，亦非隨意詢問”。他因此斷言，遠古確有民主政治制度，後來才破壞掉的。輿論到後來雖然效力漸薄，至有如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欲毀鄉校之事；然在古初，輿論“必能影響行政，使當局者不得不從”。作者又指出，我國從來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見於儒家書中的獨多，尤以《孟子》一書為深入人心。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兩篇，對於“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義，“發揮得極為深切”。作者認為這種“旁薄郁積的民主思想”，因為條件未曾完具而不曾見之於行動，正有待於時勢的變化。作者還認為西洋用代議政體繼君主專制，自有其歷史條件，而中國卻沒有這個條件，“於是急轉直下，而成為現在的黨治”。這裏所說“現在的黨治”，是指當時國民黨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