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科爾比（第2/12頁）

采訪—吵架是在華盛頓附近的一所普通別墅裏進行的。那裏是他與他的妻子和兩個小兒子居住的地方。（他的兩個大孩子已經結婚。最大的34歲，是個律師。）我采訪了他兩次。一次是星期五的上午，另一次是星期日的整個下午。無論在哪一次他都沒有失禮或表現出不耐煩，無論在哪一次他都沒有催促過我。他始終彬彬有禮，舉止文雅，非常克制，可謂完美無缺，就像他在回答參議員丘奇[4]或眾議員派克代表國會調查委員會向他提出的質問時的表現一樣，甚至在談及中央情報局的罪行所產生的醜聞和他被迫辭職這些問題時也沒有使他困窘。可想而知我當然更無法做到這一點。甚至當幾乎全世界都報道了我的采訪記從而引起轟動時，他依然保持著鎮定。這次轟動同我發表對基辛格和庫尼亞爾的采訪記後引起的轟動程度不相上下。無論是在電視節目裏還是在報刊上，他都宣稱這篇采訪記說明了他在這場戰鬥中是如何取得輝煌勝利的，而我又是如何遭到慘敗的，並問我為什麽不去采訪克格勃的頭頭？後來，為了向我表明他是多麽的寬宏大量，並說明他對我的傲慢毫不介意，他還給我寫了幾封短信，對我的“無政府主義”和“左派”思想表示寬容，並提出善意的責備。但是他承認我是一名工作認真和為人正直的記者。其中有一封，他是這樣寫的：“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事實上，我們之間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認為對於自由社會來說，大家能毫無畏懼地爭吵和交換看法是有益的。”我始終沒有給他回信，向他詢問自由社會和毫無畏懼地交換意見是什麽意思。當然，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都不怕他和他的中央情報局。但是我不得不承認每當看到他的簽名時，我總有一種不寒而栗的感覺。

我意識到中央情報局一向有接受記者采訪的美德，而克格勃卻沒有。盡管這是事實，但是要人們忘記自己因遭到監視而產生的不安感是困難的，就像我多年來從未忘記過那樣。中央情報局同亞歷山大·帕納古裏斯遇害事件似乎不是沒有瓜葛。鑒於事情發生時科爾比先生已被削職為民，我不知道他對此是否了解。不管這將會怎樣不公正地傷害科爾比先生，但我不得不說明這是在1976年聖誕節我接到他的一張賀年片的時候首先在腦海中產生的想法。賀年片上畫著身穿藍色長袍的聖母將聖嬰耶穌溫柔地抱在懷中。

奧裏亞娜·法拉奇（以下簡稱“法”）：科爾比先生，我想知道這些人的名字，意大利那些領取中央情報局酬金的無恥之徒的姓名。意大利不是果品聯合公司所屬的香蕉共和國。科爾比先生，使某個政治階層都蒙受嫌疑是不公正的。您不認為我們的眾議院議長佩爾蒂尼有權知道這些人的姓名嗎？

威廉·科爾比（以下簡稱“科”）：不，因為我們的眾議院通過表決規定對那些人的姓名必須保密，因為中央情報局必須保護它的合作者，必須保護與它一起工作的人。當然，是否提供那些人的姓名得由美國政府來決定。我現在不是代表政府講話，而是代表中央情報局講話。我的意見是否定的，我的建議是否定的，不能透露姓名。在遵守協同工作的人同我締結的協議方面，這是我起碼應做到的事。你們的議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調查，不是有專門從事調查的警察嗎？那些受到懷疑的人只要說“這不是真的，我沒有接受錢”就行了。我認為這樣做就很好。我不能為了使一些人避免受到懷疑而犧牲另一些人。凡是我答應保守的秘密，我一定要保守。一旦失信，我就會找不到這樣的合作者。排除法是很容易使人陷入圈套的。如果我對六個人的名字回答說“不是”，而對第七個人的名字回答說“無可奉告”，您就找到了您想找的人。為什麽不到俄國人那裏去打聽同樣的事？為什麽不去問蘇聯政府那些從莫斯科領取酬金的意大利共產黨人的名字叫什麽？蘇聯人所幹的事與我們所幹的事完全相同。他們存在與我們同樣的問題。

法：科爾比先生，我們以後再談俄國人，現在先來談中央情報局。如果我這個外國公民來到這裏資助美國的一個政黨和你們的21名政界人物，以及你們的一些記者，那麽會發生……

科：那您就幹了一件違法的事。要是被我知道，我就會向聯邦調查局去告發，讓它逮捕您。

法：說得好。那麽我應該向意大利警方告發您、您的大使和您的特工人員，將你們逮捕。

科：我可沒有這麽說。

法：怎麽沒有？如果我賄賂某位派克先生或某位丘奇先生是非法的，那麽您賄賂某位米切利先生不也是非法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