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利·勃蘭特（第3/10頁）

法：勃蘭特總理，我猜測您在談論出國後付出的代價時也暗指您失去德國國籍的問題。您在丟了德國國籍加入挪威國籍時有沒有感到痛苦？

勃：沒有。

法：為什麽？您是不是太熱愛挪威了？

勃：是的，我把挪威看成是我的第二祖國。如果一個人從小就去國外，在那個國家定居，生活得像在自己家裏一樣，而且學會了那裏的語言……我很快學會了挪威語，我也學得不錯。我曾多次說過，我用挪威文寫的文章比用德文寫的文章要好得多。過去的確如此，盡管現在有所不同。此外，當接納你的國家使你有許多朋友時，當你徹底吸收了這個國家的文化時，你很容易做到這點，因為你也來自波羅的海……你感到你與你的同胞是不同的，你增添了一些在正常的情況下不能得到的東西。我說明白了嗎？我的意思是說，開始時你失去了一個國家，而最終又找到了另一個國家。這不是今天才發現的，我一直承認這個事實。戰爭期間，我在出版於瑞典的一本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我為爭取自由的挪威和民主的德國而奮鬥，也就是為爭取一個歐洲人可以在那裏生活的歐洲而奮鬥。”總之，加入挪威國籍對我來說並不意味著拋棄德國，或者更確切地說並不意味著拋棄我主張的德國。

法：那麽我想反過來問您，您在丟了挪威國籍又重新加入德國國籍時是否感到痛苦？

勃：沒有。有的國家不要求你作這種選擇。要是我成為美國公民，我就不需要歸還護照，最多不過保持雙重國籍。在挪威沒有這種先例，要麽是挪威公民，要麽不是。因此我痛快地歸還了挪威護照。而且我非常清楚，護照不會影響一個人的立場和原有的關系。我知道我還會回到挪威去，那裏仍然有我的朋友，回去後，我仍然講挪威話。總之，我原有的關系絕不會因為我缺乏一份護照而中斷。許多人的護照不符合他們的國籍。要是您問我：“難道護照不重要嗎？”我的回答是：是重要的，特別是在通過國境時。但是證件的重要性經常是被誇大的。國民的身份是另外一回事。

法：這就是說，您是為了尋求國民身份，尋找祖國，戰後才重返柏林的？

勃：不是。1945年秋天和1946年，我以記者身份兩次回過德國。我回德國是為了報道紐倫堡審訊[2]，同時也想到各地去看一看。我被聘請去德國領導一家報紙或一個新聞社，但事情進行得不順利。於是我的好朋友，當時挪威外交大臣哈爾瓦德·朗厄對我說：“要是你一年之內不回德國，為什麽你不作為我部的成員去巴黎執行挪威的使命？”正當我準備接受他的建議時，他改變了主意。他對我說：“我認為你最好以新聞專員的身份去柏林，任務是向挪威政府提供政治情報和提出你的看法。”於是我去了柏林。很明顯，柏林之行加速了我確定自身歸宿的過程。而且同樣明顯的是，比起去巴黎，柏林之行更能使我加速這個過程。如果我到巴黎去，我可能進入某個國際組織，那起碼還得有幾年……

法：……繼續當挪威公民？

勃：是的。至少會再當一段時間的挪威公民。最終也許不會當了。事實上，要是我再等些時候，我根本沒有必要重新申請德國國籍。根據1949年的憲法，我只要去某個辦事處對他們說“我來這裏是為了恢復被納粹分子剝奪的我的國籍”就夠了。我是1948年春天，也就是新德國出現之前，申請恢復德國公民權的。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施泰因[3]政府，他們在印有卐字記號的紙上恢復了我的國籍！真的如此！當時窮得連新印制的表格都沒有。他們不得不用墨水隨便把卐字塗掉。這個證件我保存在家裏作為紀念，它說明我是怎樣重新成為德國公民的。

法：很有意思。但是我不能相信您回德國是出於偶然，而不是出於感情。

勃：然而事實卻是如此。這不是一件涉及感情的事，不是。我回柏林只是因為柏林引起大家的興趣，是東西方爭執的中心，是個值得去的地方。至於這一點加速了我確定自身歸宿的進程，這是另一回事。我指的不僅是政治上歸化的進程，而且也指與生活在苦難和失敗中的人們融為一體。當時的柏林是一片廢墟，但在虛墟中可以看到人民的優良素質。是的，這種素質往往在逆境中表現出來，可是每次都使人吃驚。啊，柏林人的士氣從來沒有像戰後頭幾年那麽高漲。即使在封鎖時期，也沒有那麽高漲，因此，我確定自身歸宿的進程……

法：但是您說的歸宿是指的什麽？是大家稱做回祖國的概念嗎？

勃：不是，不是祖國征服了我，而是人民，是經歷了專制、戰爭和崩潰之後又試圖在自由的基礎上重新建立生活的人民。是的，是人民使我重新成為德國公民，是他們每個人那種驚人的工作熱情，是他們那種完成任何工作的能力，是他們那種互相幫助的精神……我們變得富裕之後便失掉了這種精神。當時的經濟是困難的，但那時的氣氛給人以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的印象。您明白嗎？這與其說是民族主義的因素，還不如說是人的道德價值的問題。我越想越深信，關於歐洲的思想，更確切地說關於歐洲未來的思想，在我身上紮根，正是我在柏林的那些歲月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