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斯巴達（第3/14頁）

在改革和毀滅中做出這樣的選擇，是赫拉克裏德人經過漫長思考之後才做出的決定。然而，占領麥西尼亞並沒有拖延時間，而幾乎是倉促行事。勝利雖然給斯巴達人帶來了大量的財富，卻絲毫沒有改變窮人的悲慘境遇。事實上，由於更多資源集中到貴族手中，反而嚴重加劇了貧富差距。或許，將斯巴達上層階級的條件與遙遠的米底上層階級的狀況相比的話，他們就完全可以忽視那些服從自己的市民們的貧困境遇了，也不用再搭理重新分配土地的呼籲以及所有“反對國家的煽動言論”10。但是斯巴達並非米底——恰在這時發生了一場深刻的軍事革新，這場革新逐漸在整個希臘地區造成了風雲激變的局面，也幾乎給赫拉克裏德人造成了顛覆性的後果。

為斯巴達贏得麥西尼亞的並不是那些趾高氣揚、開銷龐大、永遠處於上層階級的騎兵，反而是那些出身農戶的重甲步兵，這些人雖然無法負擔馬匹的費用，但仍然有能力置辦武器盔甲；尤其是所謂“重盾”，這是一種設計新穎的圓形盾牌，高寬都達一米，在其木質表面上包裹青銅。一排手持“重盾”的人——即所謂“重甲步兵”——以方陣隊形前進，形成銅墻鐵壁般的防護，或許他們還身著青銅頭盔和護胸鐵甲，手持長矛，這是一種非常有潛力的破壞性進攻武器。斯巴達人在與麥西尼亞人的戰爭中有機會對這種極端致命的新型戰法進行各個方面的嘗試，然而這並非一種容易操作的戰法。每一面重盾如果能夠發揮其功用的話，就可以為其兩側的人提供與持盾者一樣的保護，所以方陣在向敵人進攻的時候，如果存在任何階級分化，它都要擔負側翼遭受攻擊而崩潰的風險。

斯巴達人在一首戰歌中唱道：“團結一致，保持方隊，絕不放棄，永不言退。”11歌中號召每個階層的重甲步兵一致行進。畢竟，如果不能完全信任自己身邊的農民戰友，那些最為純粹的赫拉克裏德人在戰場上的命運是無法想象的。進一步假設，如果農民們不能繼續負擔制作盾牌的昂貴費用，斯巴達的命運又將如何呢？一片廢墟——盡管殘酷但幾乎是一定的，因為麥西尼亞對它懷有刻骨仇恨。雖然斯巴達人依靠下層階級發家致富，但是他們在獲得成功的同時，突然發現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時刻面臨著滅頂之災。到公元前7世紀中葉為止，有關公民團結的觀念不再僅是那些邋遢農民們的一廂情願了。甚至對赫拉克裏德來說，也成為生死攸關的大事。

恐慌導致了特殊的解決辦法。拉斯第蒙開始改革。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斯巴達人被迫忘掉那些由來已久的階級差異，轉而服從一項恢宏但難以接受的社會整合試驗。但是，準確地說，他們是如何被煽動，以及被哪些人煽動的呢？斯巴達人曾經狂熱地沉迷於古代英雄令人難忘的各種傳說，他們不是那種受到某種無名的社會力量影響便為自己樹立新秩序的人。顯然這只可能是某個傳說中的聖賢的作為。過了很久，一個名字“呂庫古”（Lycurgus）開始浮現出來。在斯巴達建立“良治政府”之後僅僅過了大約一個世紀，這個神秘人物就已經被當作這項功績的建立者，明確地受到人民的贊頌。一般來說，人們認為他是一名赫拉克裏德顯貴，斯巴達王的叔父，脾氣非常暴躁，“氣節高尚而且公正”12。這就是所有他的傳記作家們公認的全部行狀了。甚至那些神諭者都承認難以弄清呂庫古究竟“是人還是神”——盡管如此，他們大多傾向於認為他是一名聖賢的超人。13斯巴達人接受了這個看法，修建了一座神廟用於紀念這位偉人，而委托於他的改革事業很快也被定格於遙遠不明的年代中，如同所謂的“赫拉克裏德家系”一樣，人們也為他偽造了一部古老神聖的族譜。掌握了過去也就掌握了未來：一個國家剛剛嘗試著為自己進行一場外科手術一樣的改革，立刻就將它視為自己傳統的最關鍵部分。隨後人們提出，呂庫古“看到自己所立之法擁有的美與崇高，深受感動，心滿意足。如今這項工作已經完成並貫徹實行，他希望使之永世不朽，堅定不移——至少在人類所能預見的時代中能夠如此”14。斯巴達人為了尊重他，或者很可能也是為了虛構，完全實現了他的夢想。他們是歷史上第一個發現鞏固革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將它變成一個神話的民族。

伯羅奔尼撒半島

長久以來籠罩在斯巴達人身上的陌生感，現在開始激活他們的國家機構。他們在其他城邦人的面前顯得格外與眾不同。呂庫古提出要成為神聖者，然而他既有神聖的特點，也具有某些如野獸一樣不馴的地方。“他是第一個提出狼的作為的人”：這種看似怪異而具有威脅性的話是就他的名字的字面含義而言的。在呂庫古建立的體系下，斯巴達人不再被當作一個富人壓迫窮人、赫拉克裏德剝削農民、同類相殘的民族，而是一群統一的可怕掠食者。每一個市民無論出身貴族還是農民，都被包容在他的階層中。從此以後，“即使富人也開始盡可能地采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15。每一個斯巴達人從一出生開始，就在無情的絕對紀律下接受教育，每個人都一樣。每個市民堅守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每名重甲步兵也堅守自己在隊列中的位置。他需要在這個崗位上堅守終生，“步伐堅定，咬緊牙關，抵抗敵人”16，至死方休。據說為了能夠教育民眾，呂庫古的確曾經用最極端的例子說明公民該如何為國盡忠，那就是自殺殉國。“由於他認為政治家的死也要有社會價值，為了在道德和實踐兩方面都做出表率，因此他將自己活活餓死。”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