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宜昌最前線（1940年3月～1940年12月） 艱難時刻（第3/6頁）

兩國大使說：“我們是中國的朋友，有我們監督，停戰後，日本不會提出過分要求，否則的話，對中國不利。”

法國大使甚至說：“現在法國唯一想做的事是對付德國的威脅，所以根本沒精力顧及遠東，也不想開罪於日本。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日本要求關閉滇越公路，我們也許會從了，請中國一定要理解啊。”

當時，蔣介石和他的外交部長王寵惠的回答是：“在日軍全部撤出中國前，中國是不會放下武器的。中國當然希望實現和平，前提是日本撤走它的侵略軍。難道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嗎？戰爭不是中國挑起的！”

接下來的事，自私的英國和怯懦的法國還真做得出來：為自身的利益，不願得罪日本，先後關閉了向中國運輸抗戰物資的國際補給線——滇緬公路（7月18日關閉，3個月後才重開）、滇越鐵路。

這讓蔣介石感到抗戰局勢尤其困難。

5月13日，在香港，自稱代表重慶政府的“宋子良”約今井武夫進行會談。

今井去香港前，板垣征四郎給他定的底線是：重慶政府必須承認“滿洲國”的存在。

板垣說：“所謂承認‘滿洲國’，只不過是5個字的問題，像這點事就不能讓重慶方面讓步嗎？”

5個字的問題？板垣真是說得出口。

今井對板垣的固執表示疑慮，當然他也明白其固執的緣由，那個“滿洲國”是他板垣一手扶植建立的。

在九龍半島旅館的會談中，關於偽滿地位問題和日軍在華北駐軍問題成為雙方的鴻溝。最後，“宋子良”表示：兩大問題可成為懸案，留著以後去解決。

今井說：“好啊，那就停戰吧，國民政府先發個‘親日防共’的聲明，然後進行正式和平談判。”

隨後，會談又轉移到海上的一艘小艇裏。

今井說：“國民政府發表聲明前，雙方搞個高級會談，我們的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出席，你們的蔣委員長也要出席，地點可以定在長沙。”

後來，今井在回憶錄中說，自己之所以想把板垣征四郎拉到談判桌，是因為板垣雖在“滿洲國”問題上不肯讓步，但只要他來到談判桌，領略了雙方的談判空氣，那麽最後就有可能松口，這樣停戰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今井的建議被“宋子良”一口否決，原話是：“其實你現在就相當於正在和蔣介石會談，沒有比這更高級的了……要大人物出面，也需要等到會談成功才行。”

日方愈加對“宋子良”的身份產生懷疑，但一時又無法調查。

第二次會談，仍在九龍半島旅館，跟隨今井來的鈴木中佐一度用特殊相機從門鎖的洞眼拍攝了“宋子良”的照片。

今井返南京後，立即請來陳公博、周佛海，叫他們認一下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誰。周佛海說很像宋子良本人，但陳公博說一點也不像，於是還是無解。

在南京，今井對板垣的固執深表不滿，覺得他一根筋。他認為，不管重慶承不承認“滿洲國”，“滿洲國”都已存在：“再沒有比拘泥於這個問題給結束事變造成更大破壞的了。”

6月4日，日本人跟“宋子良”的會談在澳門繼續進行。

那是澳門郊區一個類似兇宅的地下室，裏面黑天白日都點著蠟燭。這一次，日方參加者除今井武夫外，還有前面提到的陸軍參謀本部的臼井茂樹，此人帶來了閑院宮載仁親王的委任狀。

這一次，談到對汪精衛的安置，“宋子良”提出先由張群代表蔣介石去上海跟汪精衛會談，叫汪出國或徹底隱退，隨後板垣征四郎去重慶，跟蔣介石直接會談。

對板垣去重慶這一點，東京來的臼井表示反對，理由是：“這似乎表明日本上門去求國民政府？”他仍建議雙方在長沙舉行停戰會談。先搞完這個會談，張群再去上海會見汪。

“宋子良”表示反對。

臼井又建議蔣介石、汪精衛和板垣征四郎聯合會談，地點可以在上海、香港、澳門任選。

“宋子良”認為三人會談可行，但談判地點不妥，蔣介石是不會出席的。關於偽滿洲國和華北駐軍問題，“宋子良”說這是中日一切爭端的禍根。

日本人給出的最後回答是，這兩個問題可以在談判中用雙方認可的“技術性手段”加以解決，反對將它們置於和平條件外。

多日後，在香港，“宋子良”稱自己從重慶回來了，並帶來“大人物”的回復：1940年7月中旬左右，蔣介石可以出席跟板垣征四郎、汪精衛的會談，地點必須在長沙。板垣征四郎給參加談判的日本人發出指示，說不能在長沙，最好在洞庭湖的一艘小船上。“宋子良”堅持在長沙。最後，日本人同意了，定在長沙會談，時間在8月初（這就是板垣征四郎一度叫攻占宜昌的第13師團把對該城的占領維持到7月底的原因，即保持對重慶的壓力）。“宋子良”提出參加者只能是蔣介石和板垣征四郎，汪精衛不得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