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危機出現和大清洗的序幕

蘇聯1930年代的大清洗是在國內矛盾激化，危機日益顯現的背景下，經過長期醞釀發展和多方準備後出現的。

1927年，斯大林戰勝最大的對手，把托洛茨基一派開除出黨，接著又將布哈林等人排斥出領導崗位，確立了自己在蘇聯至高無上的領導地位。

斯大林獨掌大權後，采用行政暴力的手段全力推進自己規劃的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化運動，雖取得了耀眼的成果，但同時也產生諸多嚴重問題。經濟畸形發展，居民生活水平由於人為地加快重工業的發展而下降，強制和半強制勞動範圍不斷擴大，強迫命令和懲罰判刑力度日益加大，社會由此動蕩不安。用巨大代價建成的新社會也遠不像宣傳的那樣理想，一般群眾直至各級黨政領導人日益對現行政策產生疑問和意見。一些新提拔起來的領導人驕橫跋扈，獨斷專行，營建個人專權的小王國。不安定因素在增長，危機苗頭開始顯現。在這一動蕩時刻，斯大林不是調整政策，緩解矛盾，而是不斷加強他所喜愛的專政手段。他陶醉於已取得的成績，力圖用清洗和鎮壓來擴大自己的業績。

1928年，出現糧食收購危機。斯大林采取非常措施對付農民；同時，對黨政幹部進行清洗鎮壓。1929年4月，第十六次黨代表會議通過《關於清洗和審查聯共（布）黨員和預備黨員》的決議，決定“實行總清黨”，清洗“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清洗一切非共產主義分子、蛻化分子、異己分子、官僚主義分子、混進黨內的分子、自私自利的分子和以官僚態度對待自己職責的分子”^{[23]，開始對黨內一切不忠、不滿直至反對斯大林政策的分子，對一切可能是敵人的人進行清理。與此同時，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前非布爾什維克黨成員的大規模鎮壓活動也悄然開始。}

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後，生產事故不斷發生，群眾十分焦慮不滿。國家政治保衛局於1928年逮捕了頓巴斯煤礦沙赫特地區的50名蘇聯工程技術人員和3名德國顧問。7月，進行審判，指控他們建立反革命組織，破壞生產。49人被判刑，其中5人被判處死刑。此後，全國掀起了清除“沙赫特分子”的政治運動。^[24]

1929年，宣布破獲“拯救烏克蘭聯盟”（Союз вызво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其領導人是烏克蘭科學院副主席С.О.葉弗列莫夫，說他們宣揚資產階級民族文化，同波蘭秘密訂約，企圖把烏克蘭從蘇聯分離出去。這一指控是毫無根據的。但1930年春，仍對40多人進行公開審訊。主要領導人最初判處死刑，後改為8～10年監禁。^[25]

1930年，宣布破獲“勞動農民黨”（Трудовая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партия），其領導人是副糧食人民委員、著名經濟學家Н.Д.康德拉季耶夫，以及經濟學家А.В.恰亞諾夫、Л.Н.尤羅夫斯基、農學家А.Г.多亞連科，說該黨在農業部、財政部、合作社系統、農業科學研究院等處都有地下秘密組織，共有黨員10萬～20萬人；指控該黨準備通過武裝起義來奪權，商定未來政府的首腦是康德拉季耶夫。在沒有對該案件進行公開審訊的情況下，1930年9月25日，秘密宣布判處康德拉季耶夫等48人死刑。^{[26]1930～1932年，因隸屬“勞動農民黨”而被逮捕的有1000多人。[27]}

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蘇聯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公開審判了“工業黨”（Промпартия）案件。交付法庭審判的有熱工學院院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和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成員Л.К.拉姆津教授、國家計委燃料部主席В.А.拉裏切夫、國家計委生產部副主席И.А.卡林尼科夫、國民經濟委員會科技會議主席Н.Ф.恰爾諾夫斯基等8人。說“工業黨”有2000多人，是“資產階級技術知識界上層反革命分子集團”，同外國反動分子有聯系，“企圖在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間諜破壞活動”，還準備在邊界制造事端，讓法國、波蘭、羅馬尼亞等國進行武裝幹涉，日期定在1930年，後因缺乏有利條件，延期到1931或1932年。結果，多數接受審判的領導人被判處死刑。在這個案件審訊過程中及以後的一段時間裏，西方為此掀起了大規模的反蘇運動。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不得不決定對“工業黨”領導人減刑，改判為不同期限的監禁。但7～8年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依然被槍決。^[28]

在偵訊“勞動農民黨”案件的同時，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副局長Г.Г.亞戈達於1931年2月23日下令“立即對蘇維埃機關和經濟機構中的前、現和流放過的孟什維克的實際工作進行審查，逮捕所有涉嫌進行破壞以及和非法組織有聯系的人，並進行偵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