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如何應對“高考移民”？

北宋天聖七年（1029），開封府查出一起“高考移民”案件，讓許多官員都覺得荒謬。

在講述這個“高考移民”案之前，我先說明宋朝“高考移民”指的是啥事情。說白了，就是士子冒籍參加科舉考試。當然將科舉比附成高考並不是很恰當，因為科舉是國家錄取政務官的制度，高考只是各高校錄取新生的全國統一考試。不過，將科舉時代的冒籍比擬成今人非常熟悉的“高考移民”（我們不妨仿造一個名詞：“科考移民”），倒是可以讓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冒籍科考是怎麽回事。

宋代的科舉考試實際上只有兩級試：發解試與省試（殿試通常不黜落，只排定名次）。發解試通常由各州郡主持，考生通過發解試取得一個“解額”（相當於錄取指標），才有資質參加省試。省試由尚書省的禮部主持，在京師舉行，自然不存在“高考移民”的問題。所以，宋朝的“科考移民”行為都發生在發解試階段。

宋朝根據當地人口規模、文化發展程度等因素，給各州郡分配解額，這個解額確定之後，一般就固定下來了，比如西北某州郡人口十萬，解額是十余人；東南某州郡人口為二十萬，解額是二三十人。實行這樣的地區配額制，是為了讓各州郡的士子都有機會通過科舉被吸納進官府，特別是文化落後地區的利益能獲得保障。

但是，這種地區配額制也產生了另一種不公平：西北州郡的解額雖然只有十余人，但那裏讀書人口的比例很低，每屆發解試的考生往往只有百人左右，也就是說，錄取率超過10%；而東南州郡的解額雖說有二三十人，但每屆考生多至二三千人之眾，錄取率只有1%。這個問題歐陽修已經發現了，他說：“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至東南十倍假借之矣。”因此，許多東南州郡的士子，為提高自己被錄取的幾率，便跑到西北州郡，冒用當地戶籍參加發解試。

另外，開封府作為北宋首都，人口超過百萬，參加發解試的士子之多，無疑居全國之冠：“四方士子客京師以待試者，恒六七千人。”中央政府分配給首都的解額也最多，如宋神宗時，開封府的解額為100名。算下來，錄取率還是高於東南州郡。

而且，那時候開封府毫無疑問是全國文化中心，集中了最優質的教育資源，在京師遊學的士子，可以得到其他州郡無法比擬的優質教育，順利通過發解試的機會也要大得多，用司馬光的話來說，“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裏，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無數士子都跑到京城讀書，並想盡辦法參加開封府的發解試。司馬光認為，這也是“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

不過中國歷代科舉考試，都要求士子在戶籍所在地參加選拔試（發解試也是選拔試）。由於“科考移民”占擠了本籍士子的錄取名額，常常會引發本籍士子的強烈抗議，因而歷朝政府通常也禁止“異地科考”。趙宋立國未久，太祖趙匡胤便發布了一道關於科舉考試的法令：“應天下貢舉人，自今並於本貫州府取解，不得更稱寄應。”這裏的“寄應”，翻譯成大白話，就是“異地科考”的意思。根據“於本貫州府取解”的立法，一名士子如果想在開封府參加發解試，需要先獲得首都戶口。

話說天聖七年，有一名叫作王濟的廬州士子，為得到參加開封府發解試的機會，想破了腦袋。嘿，真讓他想到一個法子——原來他的哥哥王修已在開封府祥符縣購置了十八畝田產，有了首都戶口。王濟在申報戶籍資料時，便將兄長王修登記成自己的父親，這樣便取得了在開封府參加考試的資格。還有一個叫王宇的外地人，也冒用了王修的戶籍，將王濟祖上三代登記成自己的祖宗。誰知開封府在核查應屆士子的戶籍材料時，很快就發現了王氏的造假，於是傳為京城笑談。還有人上書皇帝，要求實施更嚴厲的“異地科考”管制。

但是，假如宋朝想完全禁止“異地科考”，那將是極不現實的——除非宋王朝是一個靜態、凝固如明朝初葉的社會。但宋代是一個允許自由遷徙、人口流動比較頻繁的繁華時代，許多士子都遊學於京師，或者跟隨在外地工作的父親，早早就離開了家鄉，你叫他們在發解試時必須千裏迢迢跑回家鄉應考，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因此，宋王朝在原則上要求發解試士子不得“寄應”的同時，也尊重現實，承認現狀，允許大宋士子在幾種情況下可以“異地科考”。我以北宋的三條立法為例來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