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我的山洞，我的燭光

佛學裏有“加持”一詞，來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尋常的力量附加在軟弱者的身上，使軟弱者得到勇氣和毅力，扛起重擔、度過難關。

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議。

為了給我一個安定的寫作環境，同時又給我最大的時間自由，香港大學爭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創造了一個“傑出人文學者”的教授席位，容許我專心一致地閉關寫作一整年。

港大的“龍應台寫作室”在柏立基學院，開門見山，推窗是海。山那邊，有杜鵑啼叫、雨打棕櫚，海那邊，有麻鷹回旋、松鼠奔竄。這裏正是當年朱光潛散步、張愛玲聽雨、胡適之發現香港夜景璀璨驚人的同一個地點。

我清早上山，進入寫作室。墻上貼滿了地圖，桌上堆滿了書籍，地上攤開各式各樣的真跡筆記、老照片、舊報紙、絕版雜志。我是歷史的小學生，面對“林深不知處”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紅帽踏進大興安嶺采花，看到每一條幽深小徑，都有沖動一頭栽入，但是到每一個分岔口，都很痛苦：兩條路，我都想走，都想知道：路有沒有盡頭？盡頭有什麽樣的風景？

我覺得時間不夠用，我覺得，我必須以秒為單位來計時，仍舊不夠用。

卡夫卡被問到，寫作時他需要什麽。他說，只要一個山洞，一盞蠟燭。柏立基寫作室在二零零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蠟燭。每到黃昏，人聲漸杳，山景憂郁，維多利亞海港上的天空，逐漸被黑暗籠罩。這時，淒涼、孤寂的感覺，從四面八方，像濕濕的霧一樣，滲入寫作室。

我已經長時間“六親不認”，朋友們邀約午餐，得到的標準答復都是，“閉關中，請原諒，明年出關再聚”。

但是，當淒涼和孤寂以霧的腳步入侵寫作室的時候，會有朋友把熱飯熱菜，一盒一盒裝好，送到寫作室來。有時候，一張紙條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燈下讀卷，手機突然“叮”一聲，哪個多情的朋友傳來簡訊，只有一句話：“該去睡了。”

有時候，一天埋首案頭十八個小時，不吃飯、不走動、不出門，這時肩膀僵硬、腰酸背痛，坐著小腿浮腫，站起來頭暈眼眩。然後，可能隔天就會收到台灣快遞郵包，打開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維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條上有娟秀的字：“再偉大，也不可犧牲女人的‘美貌’！”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訪的時候，紀錄片團隊跟拍外景。所有能夠想象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車、汽車、巴士、吉普車、大渡輪、小汽艇、直升機。在上山下海感覺最疲憊、最憔悴的時候，我看見工作夥伴全神貫注，然後用一種篤定的、充滿信任的聲音說，“一定會很好。”

最後的兩個月把所有數據搬到台北，對文字作最後精確的琢磨。朋友們知道我每天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自動形成了一個“補給大隊”：筆記計算機寫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計算機已經送到、裝好。沒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音響設備送到。台風、淹水？“來，來我的飯店寫。房間已經準備好。”冰箱空了？鮮奶、水果，礦泉水，馬上送過去。

因為寫作，連定期探看的母親，都被我“擱置”了。但是夜半寫作時，我會突然自己嚇到自己：如果“出關”時，母親都不在了——你這一切又是為了什麽呢？第二天，焦慮地打電話給屏東的兄弟們探問，他們就在電話裏說，“媽媽我們照顧著，你專心寫書就好。”

萬籟俱寂的時刻，孤獨守在“山洞”裏，燭光如豆，往往覺得心慌、害怕，信心動搖，懷疑自己根本不該走進這看不見底的森林裏來。這時電話響起，那頭的聲音，帶著深深的情感和溫暖，說，“今天有吃飯嗎？”

第一稿完成時，每天日理萬機的朋友，丟下了公司，和妻子跑來作書稿校對。十五萬字，一個字一個字檢閱，從早上做到晚上，十二個小時高度聚焦不間斷。離去時，滿眼血絲。

我身邊的助理，是年輕一輩的人了，距離一九四九，比我更遠，但是他們以巨大的熱情投入。每個人其實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這四百天中，他們把這本書的工作當作一種理想的實踐、社會的奉獻，幾乎以一種“義工”的情操在燃燒。

所有的機構，從香港大學、胡佛研究院、總統府、國防部、空軍、海軍司令部到縣政府和地方文獻會，傾全力給了我支持。

所有的個人，從身邊的好朋友到台灣中南部鄉下的台籍國軍和台籍日兵，從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到退輔會的公務員，從香港調景嶺出身的耆老、徐蚌會戰浴血作戰的老兵到東北長春的圍城幸存者，還有澳洲、英國、美國的戰俘親身經歷者，都慷慨地坐下來跟我談話，提供自己一輩子珍藏的數據和照片，那種無私的信任，令我驚詫、令我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