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兩個小男孩

認識了王曉波和鄭宏銘以後，我發現，找不到碼頭的，可能不只十歲的我。事情不那麽簡單。

曉波，從十歲起，就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著憲兵營長的父親，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從江西來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沒有回家，媽媽也不見了，家中一片恐怖的淩亂。外婆哭著跟曉波解釋：深夜裏，憲兵來抄家，把媽媽帶走了。媽媽正在喂奶，於是抱著吃奶的嬰兒，一起進了監牢。

曉波記得母親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辭別，哭著說，就當她車禍死亡，請媽媽將四個幼兒帶大。

這個二十九歲的年輕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執行槍決。曉波再見到媽媽，只是一壇骨灰。營長父親因為“知匪不報”，判處七年徒刑。

十歲的男孩王曉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突然成為孤兒。他帶著弟妹每天到菜市場去撿人家丟棄的菜葉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個人到蕃薯田裏去找剩下的蕃薯頭，被人家一腳踢翻在田裏。

讀書的整個過程裏，除了挨餓之外，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讓同學發現他的“匪諜”身世，但是，老師們都知道。一犯錯，老師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脫口而出，“王曉波站起來，你這個匪諜的兒子！”

王曉波後來在台大哲學系任教時，自己成為整肅對象。被警總約談時，偵訊員直接了當地說，“你不要像你母親一樣，子彈穿進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127]說起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獨、受傷，被他轉化為與底層“人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說，“我來自貧窮，亦將回到貧窮。”

我一邊戲謔他是“偏執左派”，一邊不禁想到，十歲的王曉波，也一定曾經一個人在木麻黃下面站著吧？

我約了鄭宏銘，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濟化宮，那是一個山裏的廟，聽說供奉了三萬三百零四個牌位。有人從日本的靖國神社，把所有陣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個一個用手抄下來，帶回新竹，一個一個寫在牌位上，為他們燃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親自走一趟，看看這些年輕人的名字。他們是陳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輝的同齡少年，只是這三萬多人，沒有機會變老。

【圖：這個二十九歲的年輕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執行槍決。曉波再見到媽媽，只是一壇骨灰。右邊是七歲的王曉波】

和王曉波同樣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鄭宏銘，一歲時，開診所的醫生父親被征召到南洋，上了那條神靖丸。戰爭末期，幾乎每一條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駛的日本船艦，都冒著被炸沉的危險。神靖丸從高雄港出發，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軍炸沉。

即使知道要戰敗了，戰爭的機器一旦轉動，是很難叫停的，日本仍舊把台灣的精英，一批批送往南洋。

肅靜的大堂裏，三萬多個牌位整齊地排列，一個緊挨著一個，狹窄的行與行之間只容單人行走，像圖書館中的書庫。有一個身影，正跪在兩行之間，用原住民族語祈禱。鄭宏銘屏著氣，一行一行慢慢地行走，連腳步聲都輕得聽不見。

他在找自己父親鄭子昌醫師的牌位。

宏銘從小就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有一天，鎮公所來一個通知，要他們去領父親的骨灰。

領到的盒子打開一看，沒有骨灰，只有一張紙。

【圖：宏銘從小就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他不明白，但是察覺到，族人對他特別溫柔、特別禮遇】

他不明白，但是察覺到，族人對他特別溫柔、特別禮遇。跟著母親走訪親戚時，雞腿一定留給他。那特別的溫柔，是以父親的喪生換來的。

因為沒有爸爸，母親必須外出打工，宏銘也變成永遠的插班生，跟著母親的工作，從一個學校到另一個學校。因為沒有爸爸，系鞋帶、打領帶、刮胡子，這種爸爸可能教兒子的生活技能，宏銘全部自己在孤獨中摸索；他不敢問，因為問了，人家就可能發現他的“身世”。一九四五年再度改朝換代以後，為日本戰死，不是光榮，而是說不出口的內傷。

鄭宏銘的母親找父親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零年代才聽說，隨著神靖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國神社裏。母親就奔往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這四個字，在他們所處的周遭環境裏，是一個塞滿火藥、一點即爆的歷史黑盒。

對鄭宏銘母子，卻只是“父親你在哪裏”的切切尋找。靖國神社裏並沒有神靖丸喪生者的骨灰，於是鄭宏銘開始認真起來，母親沒有找到的，他想為她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