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二十海浬四十年

我沒辦法把故事說完。我沒辦法真的告訴你，“我們”，是由一群什麽樣的人組成。

譬如，我還沒來得及跟你說，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創立以後，有很多很多十七、八歲的馬來西亞年輕人——很多高中生，帶著對祖國的熱愛和憧憬，不願意在馬來西亞為英國人服兵役，成群地“離家出走”，投奔了中國。

六十年後，我在吉隆坡見到他們的老師們。說起這些學生，白發蒼蒼的老師們有無限的心疼。在四九年以後持續數十年不曾斷過的政治狂暴裏，這些大孩子們頭上插著“華僑”的標簽，死的死、關的關，受盡摧殘。有辦法逃走的，很多歷盡艱辛輾轉到了香港。馬來西亞在一九五七年獨立建國，這些當年為了愛另一個“國”而出走的人，變成沒有公民身分的人，無法回家。

在繁華的香港街頭，你其實可以看到他們：那個排隊領政府救濟的老人，那個在醫院排隊領藥的老人，那個獨自在維多利亞公園走路、然後挑了一張長椅緩緩坐下的老人……他默默無聲隱沒在人潮裏，你經過他謙卑的身影，絕對猜不到他十八歲時曾經做過怎樣的抉擇，命運又怎樣對待了他。

我還沒來得及跟你說，一九四九年兩岸割離之後，台灣人的故事並不全然是馬祖人、金門人和烏坵人的故事，雖然馬祖、金門、烏坵，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馬祖、金門、烏坵，都是緊貼著大陸福建海岸線的島嶼，幹脆地說，這三個屬於台灣的島嶼群，離大陸很近，離台灣很遠！如果你對這些島嶼的位置還是沒概念，那麽這樣說吧，馬祖在福州對面，金門在廈門對面，而烏坵，用力跳過去你就到了湄州島，媽祖的家鄉。金、馬和烏坵人與對岸大陸居民的關系，就如同香港和九龍，如同淡水和八裏，是同一個生活圈裏的鄉親，中間的水，就是他們穿梭來往的大馬路。

從前，我聽說，在金馬，有人跳上小舢舨，媽媽要他去買一打醬油，他上午過去，下午就回不來了，五十年後才得以回來，到媽媽墳頭上香。

我以為是誇大其詞，一直到我見到了呂愛治。

【圖：愛治咯咯笑了起來，很開心的樣子：「那兩塊石頭沒人要拿。」】

從金門搭船，一小時就到了廈門。我在一個廈門的老人安養院裏找到呂愛治。愛治坐在床上和我說話，一直張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經有兩個成年的兒子，三個男人上船打漁，愛治就用一根扁擔挑著兩簍金門的海帶和小魚，每天過海到廈門去賣。

有一天─—她說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門，下午就回不來了。

“你那時幾歲？”我問她。

她掐著手指，算不出來。旁邊的看護替她答復：“愛治是一九零三年出生的。”，那麽一九四九年，她已經四十六歲。今年，她一百零六歲。

“愛治，你回去過金門嗎？”

九十六歲那年，她回去過，但是，兩個兒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過世。原來的家，還在原來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廢墟，她只認得門前兩塊大石頭。

她咯咯笑了起來，很開心的樣子：“那兩塊石頭沒人要拿。”

離開愛治的房間，經過安養院的長廊，看見墻壁上貼著住院老人的個人資料。愛治的那一張，就在正中間，我湊近一點看仔細，吃了一驚—─愛治被送到這個安養院的時間，是一九五四年，那麽她已經孤孤單單地在這老人院裏，滯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來不及告訴你許媽媽的故事了。從馬祖坐船到對岸的黃岐，只要半小時。走在黃岐的老街上，有時空錯亂的感覺：這個台灣人從小就認為是可怕的“匪區”的地方，不就和小時候台灣的漁村一模一樣嗎？

在老街上見到了許媽媽。他們說，許媽媽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給了一個福州人，跟著新婚丈夫回黃岐見一下公婆，卻從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過台灣。

許媽媽一口福州話，閩南語已經不太會說。我問她，“那你還會唱什麽台灣歌嗎？”

基隆的姑娘點點頭。

她有點害羞地開口唱。

我側耳聽——她唱的，竟然是日語。

問她這是什麽歌，她說，是台灣歌呀，就是學校裏教的“國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國歌“君之代”。對她而言，這就是“台灣歌”。

我更沒法讓你好好認識烏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漁家子弟，很多親人在湄州島。一九五一年，十三歲的阿彩跟著家人一共五艘船，運大蒜到廈門去的途中，被台灣的“反共救國軍”機帆船包圍，五條船連人帶貨搶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