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夏天等我回來

那天，在香港機場送你回歐洲，飛力普，你說，嘿，你知不知道，香港機場是全世界最大的什麽？

最大的什麽？機場面積？載客運量？每分鐘起降頻率？香港機場是我最喜歡的機場，但是，它是最大的什麽？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張屋頂。”你說。

真的喔？沒這樣想過。於是我馬上停下腳來，仰臉往天花板看，還真想幹脆在那幹凈明亮的地板上躺下來看，就像晚上躺在籃球場的平地上看星星一樣。

我的兒時記憶中，也有一個大屋頂。那是一個直通通的大倉庫，在我七歲小女孩的眼光裏，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屋頂了。

裏面住著數不清的人家，每一家用薄薄的木板分隔，有的，甚至只是一條肮臟的白被單掛在一條繩子上，就是隔間。兩排房間，中間是長長的通道，男人穿著磨得快要破的汗衫，手裏抱著一個印著大朵紅花的搪瓷臉盆，趿著木屐，叭搭叭搭走向倉庫後面空地上的公用水龍頭。

女人在你一低頭就看得見的床鋪上奶孩子，床鋪下面塞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大一點的孩子一旁打架、互相扭成一團，小一點的在地上爬。

下雨的時候，整個倉庫噪聲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張的鐵皮上，如千軍萬馬狂殺過來；屋子裏頭，到處是碗、盆、鍋、桶、甕，接著從屋頂各處滴下來的水，於是上面雨聲奔騰，下面漏水叮咚，嬰兒的哭聲、女人的罵聲、老人的咳嗽聲，還有南腔北調的地方戲曲，嗯嗯唉唉婉約而纏綿，像夏夜的蚊子一樣，繚繞在鐵皮頂和隔間裏的蚊帳之間。

一個頭發全白、黑衫黑褲的老婆婆，坐在小隔間門口一張矮凳子上，一動也不動。經過她前面，才發現她眼睛看著很遙遠的一個點，不知在看哪裏，你感覺她整個人，不在那兒。

那是高雄碼頭，一九五九年。

我知道他們是“外省人”，和我家一樣，但是，我都已經上一年級了，我們已經住在一個房子裏了，雖然只是個破舊的公家宿舍，而且動不動就得搬走，但總是個房子，四周還有竹籬笆圍出一個院子來，院子裏還有一株童話書裏頭才會有的圓圓滿滿大榕樹。

這些用臉盆到處接漏雨的人，他們是哪裏來的呢？為什麽這麽多人、這麽多家，會擠到一個碼頭上、一下雨就到處漏水的大屋頂下面？他們原來一定有家——原來的家，怎麽了？

然後我們又搬家了，從高雄的三號碼頭搬到一個海邊的偏僻漁村。我們住在村子的中心，但是村子邊緣有個“新村”，一片低矮的水泥房子，裏頭的人，更“怪”了。他們說的話，沒人聽得懂；他們穿的衣服，和當地人不一樣；他們吃的東西，看起來很奇怪；他們好像初來乍到，馬上要走，但是他們一年一年住了下來，就在那最荒涼、最偏遠的海灘邊。他們叫做“大陳義胞”。

到了德國之後，你知道嗎，我有個發現。常常在我問一個德國人他來自哪裏時，他就說出一個波蘭、捷克、蘇聯的地名。問他來到德國的時間，他們說的，多半在一九四五到五零年之間，喔，我想，原來德國有這麽多從遠方遷徙過來的人，而且，他們大移動的時間，不正是中國人大流離、大遷徙的同時嗎？

你對這問題，並不那麽陌生。記得我的好朋友英格麗特嗎？

就像華人會分散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美國或拉丁美洲一樣，德人幾世紀來也分散在蘇聯、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一九四五年一個冰冷的冬天，十歲的英格麗特，看著爸媽把珠寶縫進腰袋內側、把地契藏在小提琴肚子裏，用棉衣裹著幾個祖傳的瓷器，一個大銅鍋用棉被包著，裝滿了一輛馬車，一家七口上路，離開了世代居住的波蘭。沿著一條泥土路，車隊和扶老攜幼徒步的人流，遠看像一列蜿蜒的蟻群。

快出村子時，看到熟悉的老教堂了，英格麗特說，包著黑色頭巾的祖母無論如何要下車，而且固執得不得了，不準人陪。祖母很胖，全家人看著她下車，蹣跚推開教堂花園的籬笆門，走進旁邊的墓園，艱難地在爺爺的墳前跪了下來。

祖母怎麽就知道，出了村子就是永別呢？英格麗特說，我們都以為，暫時離開一陣子，很快就回來——那塊土地和森林，我們住了三百年啊。就在我爸催促著大家出門的時候，我找到了一張卡片，寫了幾個字，然後從後門死命地跑到米夏的家——到他家要穿過一片布滿沼澤和小溪的草原，把卡片塞進他家門縫裏，再沖回來，跑得我上氣不接下氣，我爸看到我直罵。

我給米夏寫的就幾個字，說，“夏天等我回來”。

事後回想，好像只有祖母一個人知道：這世界上所有的暫別，如果碰到亂世，就是永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