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追火車的小孩

在夜車裏，從廣州東站駛往衡陽站。晚上十一點發車，清晨五點鐘可到。總路程五百二十一公裏。這個裏程數，我開過。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開車去的，從法蘭克福開到仍在圍墻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裏。

一進入東德區，所謂公路其實就是一條被鐵絲網、探照燈和監視塔所圍起來的一條出不去的隧道。接近關卡檢查哨時，看到穿著制服的邊境守衛，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都是回鄉的人吧？廣州東站的候車室裏，起碼有上千的人，聚在一個大堂裏，聽見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話。很多民工，帶著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種紅藍白三色條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掛。出來打工的人，這很可能是兩三年才一次的回鄉。家裏的孩子，可能都認不得自己了。

人們安靜地上車，一入廂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鋪位，就把燈滅了。燈滅掉的那一刻，整個世界就沒入鐵輪轟轟隆隆的節奏裏。行駛中的夜行火車永遠是浪漫的，車廂像個秘密的、無人打擾的搖籃，晃著你疲倦的身體；韻律勻勻的機械聲，像一頂溫柔的蚊帳，把你密密實實地罩在搖籃裏。

美君從廣州站上車，李佛生，那兩位淳安一同出來的莊稼少年之一，陪著她走。廣州半年，美君看見了更多的生死離散；她決心回到衡山，無論如何把孩子帶出來，系在身邊。可是，她還沒想到，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認得她了。

我在二零零九年走的這五百二十一公裏鐵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過的鐵路。

美君的火車在清晨到了衡陽，不走了。前面到衡山的鐵軌被爆破，斷了。

火車裏的人，心急如焚，面臨抉擇：是坐在車裏等，還是下車走路？

那個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

清晨五點，我跨出衡陽火車站，冰涼的空氣襲來，像猛烈的薄荷，一下子激醒了我。大霧鎖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猶暗，車站前廣場上已經站了很多人，這時紛紛湊上前來，口裏低低呼著地名：

攸縣！攸縣！

祁陽！祁陽！

長寧！長寧！

永州！永州！

【圖：每次火車從衡山站裏開出來，我老遠就從屋子裏沖出去，拚命往鐵軌那邊跑，往火車跑過去，我去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媽媽媽媽……】

永州？我趕快看那個呼喊“永州”的人，迷霧裏站著一個駝著背的老先生。

怔怔地站在那裏，我看著他：如果現在跟著他走，沒多久我就會到了永州，那是柳宗元寫“永州八記”、“捕蛇者說”的地方啊。為了柳宗元，我特別跟著這老先生走了一小段路，在廣場邊那個寫著“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應揚來接我。車子駛出了有路燈的衡陽市區，進入鄉間公路，車燈照出去，像在濕漉漉的雲裏遊泳一樣，上下前後遠近，只有茫茫霧氣，路都看不見。如果突然有個大坑，車子會直沖進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決斷：下車走路。

她帶著佛生，下了火車，開始沿著鐵軌往北走。從衡陽到衡山，沿著鐵軌走，大約是四十公裏。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見，鐵軌斷成一截一截的，枕木燒得焦黑。美君走得腳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來，讓她扶著走。走到第二天，遠遠看見了衡山車站，她心裏一松懈，腿就軟了下來，摔在鐵軌上。

我沒有想到，二零零九年的衡山火車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車站，幾乎一樣。木頭窗子一格一格的，玻璃上一層多年累積陳舊的灰，從外面望進去，朦朧朦朧的，有一個老人拿著掃把畚箕專心地掃地。冬日淡淡的陽光，從窗格子裏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長好長，一直長到剪票口。剪票口，也不過是兩條木頭扶手。

這時南下北上都沒車。候車室裏一個人也沒有，靜悄悄的，墻上一個大壁鐘，我想，我幾乎可以聽見那分針繞圈遊走的聲音，也看得見那陽光在地面上移動的速度。

我穿過空空的剪票口，像旅客一樣，走到月台上，立在鐵軌邊，看那鐵軌往前伸展，伸展到轉彎的地方。這就是美君和應揚分手的月台。

我有一種沖動。

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鐵軌上，趴下來，耳朵貼著鐵軌，聽六十年前那列火車從時光隧道裏漸漸行駛過來、愈來愈近的聲音。

然後它愈走愈遠。

美君和佛生離開了鐵軌，沿著泥土小路到了山凹裏的龍家院。那兒滿山遍野是油桐樹，開滿了花苞，還沒有綻放。水田現在已幹，稻子半高，但是荒蕪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來幾個鄉親，美君不認得他們，他們卻認得這是槐生的杭州媳婦，咧開嘴來笑著和她打招呼。一個肩上用一根扁擔扛著兩只水桶的族兄，還把水桶擱下來，就在那狹小的田埂上，問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問她戰爭打到了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