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為什麽不是八百年？

孟子在這一節的結尾處一連為我們創造了兩個重要成語，一個是“解民倒懸”，一個是“事半功倍”，我們現在說話、寫文章都還常用這兩個成語呢。

孟子這一番話，聽上去滿是那麽回事。至於仁政可行與否，我在“梁惠王篇”中已經講了很多，不再贅述。這裏很值得注意的是孟子關於“時機”的說法。

“時機”這個東西，從遠古一直被人們感慨到現在。“梁惠王篇”裏我詳細介紹過梁武帝，有人曾用“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來評價梁武帝，這兩句詩原本是唐朝詩人羅隱評價諸葛亮的。這是英雄式的對“時機”的感慨——時機一到的時候，天地萬物全在幫你，絆一跤都能撿個錢包，可如果運氣一過，吃豆腐都能把牙崩了。其實，寫這兩句詩的羅隱雖然是寫諸葛亮，其實很可能是自傷自憐——他自己就一直是“運去英雄不自由”。

羅隱也算個有名的才子，可科舉考試總也考不上，落魄得很。說件他的趣事，有次他路過鐘陵，見到了十幾年前的一位老相識，一位名叫雲英的妓女。久別重逢，雲英一看，這不是十幾年前的大牛人羅隱嗎？雲英這叫哪壺不開提哪壺，問了一句：“十多年不見，怎麽你還是白丁啊？”羅隱心裏這個氣啊，好啊，你寒磣我，那我也寒磣寒磣你，當下作詩一首：“鐘陵醉別十余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這就是臭文人的陰損，意思是：我考試確實考了十幾年都沒考中，丟死人了，可你做妓女也做了十幾年了，怎麽也還沒從良啊？噢，咱倆可能都是一路貨，誰也別說誰！

拋開陰損不談，羅隱確實詩寫得好，才氣也足，腦筋也快，可就是走黴運，考試考了半輩子，就是考不上。所以他一詠嘆諸葛亮，自然羨慕人家當年“時來天地皆同力”，跟著也由人家後來的遭遇感懷到自己，於是乎“運去英雄不自由”。

羅隱的“時來”和“運去”還僅僅停留在人生感懷的層面上，“時”與“運”的意義可遠遠不止於此。其實呢，時也好，運也好，好日子什麽時候來，掐掐指頭是能算出來的。

怎麽算呢？

我們看評書中的智囊型高人，比如諸葛亮、劉伯溫、徐茂公，都是“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你在聚會上認識了一個人，和你同姓，你們會套近乎說“五百年前是一家”。有誰想過沒有，為什麽都是“五百年”，為什麽不是八百年或者一千年？

——後來人是說“五百年”說順嘴了，其實這個“五百年”還真是有出處的，“五百年”代表著一個歷史周期，這個話頭兒在《孟子》裏就能找到，《孟子》後文會詳細來說，但現在便已經出現苗頭了：講什麽時機已到，講什麽一統天下的人很久都不出現了所以不正常之類的話，等我們看到後文孟子來講“五百年”規律的時候，就會明白這可不是隨便一說的，這是孟子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有周期的，並且是五百年一個周期。

“歷史發展周期說”可是一個對中國歷史影響深遠的說法，這又涉及講“梁惠王篇”時一再強調的問題——流變。歷史周期的說法越來越復雜，被羼雜進去的東西越來越多，五行、八卦什麽的，最後神秘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一般人的心態是，越是神秘的東西就越是容易相信，就像看醫生開的處方，如果醫生的字你全都認識，醫生寫的話你全能看懂，那你就會對這個醫生的水平產生懷疑了。孟子講歷史周期，講歷史的時來運轉，僅僅是一種樸素的歷史感悟，而後人把這一思想發展起來那就了不得了，無限神秘。

歷史既然存在周期，那相應的，也就一定可以由這個周期來預測未來。像《三國演義》裏說的“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既闡釋了規律，也可以作為預測，這倒是有相當的可信度的，孟子這時候感慨的其實也正是“分久必合”，可他在發愁這個“合”的人怎麽還不出現啊？

問題就在這裏，這種預測是沒有任何量化標準的，到底什麽時候“合”，一百年也是它，三百年也是它，而且還不是百分之百就一定得“合”，只能說“合”的可能性似乎稍微比“不合”多些。中國人容易相信諸如循環、周期、預測這些概念，不像基督教文化那樣認為歷史是線性的，是一條道走到底的。與孟子同時代的鄒衍已經把歷史周期的理論給系統化了，這可給了儒家後學不少的借鑒，沒譜的說法越來越多，余緒流入民間，又大大發展了各種算命理論。而算命先生們往前給自己找祖師爺，竟然也會找到了大儒身上，這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