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之邦”其實是別的意思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一書，從這一節開宗明義，先把“利”字一棒打殺，再捧出“仁義”二字，真有當頭棒喝的味道。

“孟子見梁惠王”，單單“梁惠王”這三個字就已經有些噱頭了，要知道，搞明白“梁惠王”這三個字後面的故事，就能明白一些聖人們痛心疾首的所謂“禮崩樂壞”大概是怎麽回事了。

梁惠王是魏國的諸侯王，因為魏國的國都叫做大梁，所以這裏以“梁”指“魏”，這就好比我們現在會說“華盛頓的意見是……”用法是一樣的。

在此之前的春秋時期，是沒有魏國這個諸侯國的。當年統治魏國這片地盤的是強大的中原諸侯晉國，它主要的領地就是現在的山西，所以，現在的山西省還被我們簡稱為晉。在春秋末年，晉國發生了一件世界級的大事：成功應付過一次次外敵威脅的晉國居然被自己人從內部給搞垮了，韓、趙、魏三家權貴瓜分了自己的祖國晉國。從此，這個曾經威名赫赫的中原強國便不復存在，而在兼並戰爭中諸侯國越來越少的周朝土地上卻多出了韓、趙、魏三個新的諸侯國。這段歷史，稱做“三家分晉”，後來的司馬光就是以這件大事作為《資治通鑒》的開頭的，更加重要的是，還以這件事情來作為歷史斷代上的標志——“三家分晉”以前算做春秋時期，以後算做戰國時期。

晉國本是超級大國，就算被瓜分成三份了，這三份各自也都不弱，其中最強的當屬魏國。而後，就如同人一旦發財通常都會牛一鼻子，暴發戶魏國很快有人開始要稱王稱霸了。

說到這裏，先得澄清一個概念：春秋戰國時期的“稱王稱霸”和我們現代漢語裏的“稱王稱霸”意思不大一樣。現在我們用這個詞通常都是虛指，可在兩千多年前的那個時候，這個“王”和“霸”卻都是實指。“王”指的是中央政府的頭子，普天之下屬他最大，每一任的周天子就是這個“王”，比如知名度比較高的周武王、周平王等等，天下諸侯都得聽周天子的號令；而“霸”這個概念本來就有點名不正言不順的，打個比方來說，周天子和各個諸侯國的關系是擺在明面上的，是“白道”，而“霸”和各個諸侯國的關系卻很像是“黑道”。所謂霸主，有點相當於若幹個諸侯聯盟推舉出來的大哥大，或者說是武林盟主，我們熟悉的“春秋五霸”便都是這一號家夥。如果我們生活在那個時代，要想混得好點，就得黑白兩道都能吃得開才行。但是，如果做不到這點，非得得罪一頭的話，忠告就是：寧得罪白道，千萬別開罪黑道。

話說回來，如果“王”只能是指周天子的話，那麽各個諸侯國的頭子們都怎麽稱呼呢？答案有五個：公、侯、伯、子、男。這就是從高到低的五種爵位。比如，“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齊桓公，霸主只是他在江湖上的身份，他官方的身份就是“公”，是五等諸侯中最高的等級，而南方的楚國爵位就比較低，是子爵，所以我們如果看到當時的史書裏有說到“楚子”這個詞的時候，千萬別認為那是在說“楚國的小子”。

好，這樣的話，問題就來了。《孟子》一開篇就說孟子去見梁惠王，可是，這位梁惠王不過只是魏國的國君而已呀，充其量也就只能被叫做“梁惠公”或者“梁惠伯”什麽的，怎麽卻叫做“梁惠王”呢？這個“王”字是從何論起的呢？

如果你有機會當面去問孟子這個問題，孟子說不定會被感動得老淚縱橫，當即免費收你做研究生，還有大把獎學金給你。為什麽呢，因為這個問題表明了你是一位心地純良、懂禮的好苗子，這樣的人在那個年代裏可真是鳳毛麟角了啊。孟子在後文裏會說到人生的三大樂趣，其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無疑，能問出這個問題的你應該正是孟子心目中的英才。

說到這裏，舊問題還沒解決，新問題又來了：一個心地純良的懂禮的人？講文明、懂禮貌，五講四美，這些不都是小孩子就知道的嗎？有什麽了不起嗎？

這就又要澄清一個概念了，一個在現代社會被很多人誤解很深的概念——“禮儀之邦”。常聽到媒體上尤其是在對外國友人表態的時候會說什麽“我們中華民族自古便是禮儀之邦”之類的話，或者有人在抨擊一些沒有公德的社會現象的時候也常會痛心疾首地感慨著我們這個“禮儀之邦”如今怎麽也會發生這種那種不講文明禮貌的事情來，然後“唉”的一聲。其實呢，大家都錯了，“禮儀之邦”本是周朝初年那樣的禮制社會，“禮”不是禮貌，而是政治，是孔孟這些儒家聖人無限緬懷又無限憧憬的一種政治制度，和我們現在所謂的講文明、懂禮貌沒什麽關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