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一二章 襄城定策 戰後諸事（第2/4頁）

這一天是崇禎十七年的十月初一，這一天在後世上有重重一筆，盡管就在九月底，順軍的主力部隊被殲滅大半，膠州營實際上已經取得了關內的決定性優勢，但這一天晚上卻被更多人認為意義更加重大。

“襄城策”這是每一名研究膠州營歷史的人都不得不提的一個名詞，袁文宏憑借著這個政策，也為他和他的家人後代掙得了非同一般的榮華富貴。

襄城策的核心沒什麽復雜的，就是讓地方士紳也仿照屯田田莊的架構，購買田地開辦田莊，當然，這樣的架構是沒有護莊隊的。

自從膠州營創立到名揚天下，他的經濟政策就是從商和屯田，這兩項上撈取了大筆的金銀糧草，支撐了膠州營這一支天下強軍，這其中主要依靠從商，設卡收取厘金，販運私鹽還有外洋的貿易，而屯田僅僅是從這上面積攢軍糧和穩定人口，提供兵源。

李孟是朝廷封的國公，是標準大明體系內的軍將，不是那種看見地主士紳就恨不得抽筋扒皮的流民大軍，而且是整個大明，甚至是整個天下最強最大的軍閥，這樣的人物，自然是比順軍要受歡迎的多。

但地主士紳們，始終是對山東抱有一份警惕，因為山東重商，而且屯田田莊在法理上是歸李孟一家所有的土地，很多地主鄉紳的土地都被膠州營巧取豪奪而去，土地是地主們的命根子，而支撐這個天下的骨幹階級就是地主。

除卻山東有很少一部分人是因為膠州營變得豪富，可滿天下的豪商大賈，又有哪個不是大地主，有錢還是要置辦良田才最為保險。

如果自己的田產土地又被李孟奪去的可能，那這是比要命還要嚴重的事情，這也是膠州營在河南暢通無阻，可在其他地方，盡管膠州營軍紀嚴明，大明的軍兵好似匪盜，可地方上的地主鄉紳支持大明的當真不少，總是會給山東設置重重的阻力。

河南究竟戰亂災荒，人口只有原來的三成不到，大批的田地被荒廢，也不知道有多少的無主之地，而中原地方，在太平時節種地可是個好營生，現在山東要把這大批的土地賣給天下間的富豪。

這無疑是釋放出來一個信號，山東並不想要侵占你們的土地，給你們購置田地兼並的機會。

既然是荒地，地價肯定不會太高，有膠州營穩定住的局面，這邊的田地肯定是個穩賺不賠的生意，那就是和這些大族豪門表現出膠州營的善意了。

做出這個姿態之後，想必天下間還在觀望風色的人們，肯定會做出抉擇，天下熙熙，皆為利往，有這麽大的利益當前，大家都不是傻子，要是有那腦筋不靈光真是不開眼的，那滅了也就滅了，也是個無所謂的事情。

在沒有李孟的歷史上，闖王李自成節節勝利，真是有所謂奪得天下的氣運，天下間的豪門大族，那些有實力的士紳，地方上的地主都知道在朝代更替的時候要看風向，下準注，要不然就是粉身碎骨的局面，下對了注就是榮華富貴。

但李自成在天下觀望的時候，頒布了“永昌詔書”，這個詔書的宣布等於向期待李自成轉向的士紳階層發去了一個明顯的信號，也等於宣布了大順政權的性質，也是從這份詔書中，士大夫看到李自成不可能和他們合作，雙方除卻毀滅彼此之外，不可能有什麽調和的余地。

這就讓順政權極為的不穩，遭遇了一片石的失敗之後，看著欣欣向榮的大順政權很快就土崩瓦解，無法維持，在北方幾省，甚至有地主士紳殺害順軍地方文武官員而迎接滿清軍隊的情況。

這是反面的例子，相對於這個反面，明太祖朱元璋則是做的完全不同，朱元璋在東南坐大之後，很快就露布以聞，稱紅巾軍為“妖”，把自己化身為地主士紳在元末時代的總代表，借以取得士紳階層的響應，最後定鼎天下。

一好一壞的例子擺在這邊，李孟自然知道要爭取這些大族豪門的支持，說起來有些諷刺，北直隸、山東、江南這幾個地方，若沒有李孟膠州營武力的庇護，和山東經濟的大爆炸對周圍的帶動，現在這些人又怎麽會有這樣的規模，會有這樣的太平日子。

拋售河南的土地田產是末節，允許其余地方的地主豪紳來購買，設置屬於他們自己的屯田田莊才是大事。

原本所有人都以為，屯田田莊只能山東自己來設置，所有的土地都是歸屬大帥一人，現在他將這份利益讓了出來，這就是一個表態，說的好聽點是不與民爭利，說的難聽點這就是有財大家發。

當然，對於膠州營，對於山東來說，這買賣不虧，河南地方比山東大太多，人口又損失的太多太多，這麽多的荒地，這麽多的流民，山東現在四處用兵，花錢好像是流水一般，要調集大批的財力和物力過來賑災圈地，還真是有些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