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九四章 翁婿之誼 一視同仁

崇禎年，江北各省連年的大災，北直隸、山東、河南、陜西、山西都是民不聊生，不過最為淒慘的還是河南。

要說自然災害的程度，河南並不比山東和其他各省厲害，但是人禍酷烈，河南中州地，若在尋常日子，地處中原，交通四通八達。土地肥沃，人口眾多，也算是一等一的好地方，結果斷斷續續的，大明朝廷在河南封了八個藩王，其余的皇親國戚，還有致仕官員更是多不勝數。

這些親藩勛貴占據大量的土地，最為財雄勢大的福王，當年封王就藩的時候，河南省的田地甚至都不夠封賞，還要到其他的省份去分劃。這還是朝中大臣和萬歷皇帝力爭的結果。

這麽少的人占據這麽多的土地，偏偏因為這些人的身份功名，他們的土地和佃戶是不用繳納朝廷的賦稅和服徭役。

可大明的任何一次加賦，比如說練餉、遼餉都是把河南包括在征稅的範圍之內，這些稅賦，承擔者只能是那些無地和少地的貧民百姓，而且層層加派的這個弊政，在河南尤其的厲害。

每一次加賦，都有大批的農民破產，這些農民的田地自然是被藩王，皇親，勛貴們侵吞掉了，這些農民大部分成為流民，成為大明帝國禍亂的根源，剩下的農民更少，所要負擔的稅賦和壓迫也就更重。

如此這般的惡性循環，讓河南的平民百姓的生存生態已經是變得極為的脆弱，根本承受不起一點點的風吹草動。

比如說崇禎十二年和十三年的大旱災，山東有類似軍事專制體制的集體農莊，興修水利，合理調控各項的資源，勉強能頂過去，但河南有什麽，只有張獻忠的屢次侵擾，大明總兵猛如虎和左良玉的殘暴搜刮，當然還有好像是沒有盡頭的剝削和壓迫。

崇禎十三年三月間，河南省已經路無行人，百裏無人煙，大股大股的流民嘯聚在一起，殺官造反。

在幾年前李自成在河南大會群雄之後，河南地本來再沒有什麽成氣候的亂兵盜賊，可如今幾萬人以上的大團夥就有十幾個，河南地除卻靠近北直隸和靠近湖廣兩處的州縣之外，其余的地方都是亂成了一團。

官兵和地主士紳們都是呆在城池之中，依靠黃河和伊水等大河的運力保持進出，依靠城池的工事來確保安全。

河南上下對這些大夥盜賊的態度是，只要是在鄉間的話，就當做不存在，官兵能剿滅則剿滅，不能剿滅則不予理睬，每天只是一封封的告急文書發到朝廷去，可朝廷在湖廣四川一帶、北直隸錦州一帶，集中了大明七成左右的兵馬，根本抽不出什麽余力來剿滅，只能是坐任橫行。

但情況即便是如此的危急，卻沒有人想緩和這樣的局面，土地兼並，無節制的稅賦收取，這些惡政沒有人想著去改善。

曾有某士人建言朝廷，建議朝廷中樞均田地，抑制兼並，卻被崇禎皇帝駁斥說道：此策人情所不容。還有洛陽府某官言辭懇切的勸福王能否減低王莊田地的田賦和徭役，卻被福王喝罵道“我朱家田地，我朱家子民，孤如何做，關卿何事。”

本來楊嗣昌給崇禎皇帝的諫言裏面說道，湖廣和四川對張獻忠和李自成羅汝才的圍剿，不僅僅是圍剿這幾名大賊，而且在剿滅大賊的同時，震懾天下的賊人宵小，讓他們不敢有妄動的心思。

誰也沒有想到，張獻忠的大敗，羅汝才的走投無路，對河南的平民百姓絲毫沒有什麽震懾的作用，反倒是鬧得更加厲害。

幾萬人以上的大團夥之中，比較著名的有“宋江”和“李振海”“破天王”等等的大股，既然羅汝才用“曹操”作為綽號，那用“宋江”就也不算稀奇了。

河南地這些嘯聚的亂民中，有三四股是陜西老八隊，也就是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在河南活動的時候留下的殘余。這些人的實力最強，也最有戰鬥力，聚集起來的民眾也就是最多。

“宋江”說不上是最大的，也說不上是戰鬥力最強的，但卻是打敗仗最少的，而且他還堂而皇之的出現在朝廷的征剿旨意之中。

因為從崇禎十三年的二月開始，“宋江”這一夥就開始在開封城周圍活動，有幾次城頭上的官兵都能看到“宋江”部的人馬，結果開封城眼下白天開放城門不敢超過三個時辰，稍有風吹草動就立刻是緊閉城門。

要知道河南大災，本地的收成滿足不了本地的需要，必須要依靠黃河水路上的補給，可“宋江”這夥人這麽整日間出沒在城池周圍，城外的糧食和給養補充不進來，城內可是日間的窘迫。

而且“宋江”這夥賊兵在開封城周圍可是實實在在的嘗到了甜頭，如今河南大亂，居住在城池的周圍，在緊急的時候可以朝著城內跑，安全性比起鄉下那些土圍子要好很多，而且城內的物資豐富，在城外的生活也比在鄉間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