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忍乃有濟

不過，當日的左宗棠，是絕對笑不出來的。罪名查實，判他“陷害”樊燮的話，他就免不了逐出幕府、充軍新疆的處罰。那麽，如何化解這道災厄呢？如前所述，官司已經到了禦前，要斡旋的話，不去北京是不成的。去北京，也有講究。一則三人對六面，去刑部辯論一番；一則委托能通天的主，在禦前美言一番。左宗棠不是曾國藩，他沒在京城各部混過，更沒有穆彰阿、倭仁那樣的奧援；加之天性倔強，不肯鉆營，故致書胡林翼，說得甚為悲壯：

“‘蕭育、杜陵男子，何雲詣簿’；乃漢人尚氣語，農人不願學。國人陳天一先人[生]潢佐靳文襄治河，曾蒙特恩賞國子監祭酒，後以蜚語上聞，願就刑部對質，一夕暴死；乃吾師也。不負特達之知，不與黨人之禍，不挫丈夫之氣，其自處較有道理”；

蕭育事，見《漢書》卷七十八《蕭望之傳》，原話是：“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詣簿、詣曹，皆是前往紀委接受調查的意思。蕭育此語，若謂：大不了不當官，灑家哪有閑心跟部吏調情？制度、法律，與時俱密；清朝不是漢代，不把問題交代清楚，一走了之是不行的。左宗棠身為名幕，豈不知其中道理？故雲：這是漢代人的氣話，我不學他的壞樣。“農人”，其時左自稱“湘上農人”。陳潢，康熙時著名水利專家，是河道總督靳輔的高參，“凡輔所建白，多自潢發之”。後來，靳輔因水利問題與於成龍辨難；按照吾國傳統，學術爭端往往演變為政治鬥爭。旋即靳輔失勢，陳潢跟著倒黴，“逮京師，未入獄，以病卒”。即左宗棠所謂“一夕暴死”。陳潢敢於“對質”，卻又勇於“暴死”的精神，才是左宗棠所欲效法的榜樣。敢於對質，表示問心無愧；勇於暴死，則是士大夫不願受獄吏摧折的傳統風骨。所以，他最後說，只有這樣，才對得起皇帝（“特達之知”）、朋友（不會因審訊引發“黨人之禍”，牽連胡、曾等人）和自己（“丈夫之氣”）。

胡林翼是左宗棠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姻親。道光十七年，二人在北京訂交，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二十幾年中，胡林翼自進士（道光十六年）而知府（道光廿七年）而巡撫（鹹豐五年），不能說一帆風順，但比起三試不第、由塾師（道光廿九）而幕客（鹹豐二年入張亮基幕）的左宗棠，自是順利得多。二人的才識學術，固在伯仲之間；然基於個人家世、經歷、交際的不同，在眼界、氣質上允有差別，對官場政治，尤其是與地方政治明顯不同的京城政治，胡林翼的認識比左宗棠要深刻成熟得多。因此，胡林翼應付處理此事，自有另外一種套路。八、九月間，左宗棠連著給胡林翼寫了五封信；字數越來越多，語氣越來越激烈，情緒越來越激動。胡林翼則寥寥數語，輕描淡寫：

“奉書皆憤懣之詞，不能以口舌與公爭論。惟覺公因此等人事而自損太過，則尚非愛身之道也。劉慶到長沙，當知大概。惟有忍乃能有濟，公其念之哉”；

自左宗棠視之，眼前再無比這更嚴迫、危險的的事；出諸胡林翼之口，卻不過“口舌”、“爭論”而已。固可視為安慰之辭，但所以因應之策俱付闕如，是否太不近人情？不過，末雲“劉慶到長沙，當知大概”；則透露出其中機栝。劉慶，是胡林翼的親兵；劉赴長沙，必經胡林翼指示一過，然後將機宜、方略向左宗棠轉達。然則，胡林翼早已計劃好對策，只是害怕文書不慎遺失，泄露天機，因此在信中不提一字，故作迂遠淡然之辭。如此慎重，反能見出此事之非同小可，決不是“有忍乃有濟”那麽簡單。然則胡林翼是怎麽通過勾通京城僚友，斡旋化解此事呢？要講清楚這樁“保左”事件，不能不略為介紹肅順以及他的幕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