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幹戈為玉帛的文體和事實

文/夏筱雅

“手持長矛搶火槍，這是浪漫主義；寫秉上訴，規定文體為現實主義風格。文體和事實之間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沒有馬爾克斯或者殘雪的敘事才能，估計誰也寫不清這件匪夷所思、聳人聽聞的事件。”

譚伯牛在《戰天京.白雲可殺不可留》中這樣調侃清名將陳國瑞和劉銘傳之間的一場傳奇般的火拼。讀到這裏，不禁敬佩，這些名動一時的將軍，果有過人之處，武能征戰破敵，文

能刀筆官司，且進可用狀似平實文風攻敵，退足以看若公允字句自保。當然，清代以至歷代軍中皆有幕僚文書，極有可能奏折手秉都並非二人親力親為，但是，仍可看出敘述方法，即使對於武夫也是性命攸關所在。

武夫如此，文人更如是，“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立言載道都要靠適當的文字，能夠彰顯增色自然是好，雖說不能因辭害意，至少不能辭不答意。為有效起見，文體成為規範文字的一種簡便的圭臬。

至於治史，特別講究敘述體例，“名正則言順”，治史之人，即便是有孔聖的春秋筆法，或如太史文正公削伐裁度，必當遵守一經創建即已沿襲成規的體例，才不失為嚴謹大度的正史巨著。別傳固然在取材方面靈動活潑，盡得遺聞佚事之便，但是，征信的要求還是基本的。譚伯牛先生的《戰天京》，以傳信錄為副題，征引了大量往來公文、奏折、諭旨和信函，不僅兼顧志狀述傳略記言錄等別傳體例，而且征引處隨手別裁，文言白話，舊章新詞，無不妥帖，若符合契，行雲流水中法度嚴謹，六經注我時渾然天成。

鹹同年間多戰事，如開篇提到的匪夷所思、聳人聽聞的事件不知幾何，以二十萬字篇幅描摹狀寫以曾李左為代表的軍政要員之間千絲萬縷的家國恩仇，如果沒有如椽巨筆，確難調度停當。

漢語極具表達張力，既可豐富隱晦，亦可輕靈顯白，前者常常是隔著一層窗紗，一旦點破就無比親近，後者則像剝蔥，一清二白間，也許就別有滋味，伯牛論史兼具兩種功夫，遑論細節上的萬千氣象，直筆刻畫者有，亦不乏曲筆皴描。

史實寥廓開朗處，堂堂皇皇，幽暗隱秘處，微微茫茫，做到這樣地步，已屬不易，然終究在描摹狀寫之列，文體和事實本無違逆，若於隱微處開出強悍辭章，張揚顯著，在開闊中凸現曲水流觴，臧否議論，則更為難得。於論史者，要達到文體與事實最終化幹戈為玉帛的要求，固需奇技妙語，造成強烈創作反差，這樣出來的史，於讀者，更可謂上窮碧落下黃泉，跟隨論者殷勤尋覓後，終於找到雪膚花貌的佳人的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