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學家（第2/3頁）

朱熹是一個容易惹是非的人物。《朱子大全》裏面有很多他自己做地方官的文件，裏面看出他為人精細，處置事件也有條理，所以孝宗曾說“朱熹政事卻有可觀”。可是他一列於廟堂，就品評是非。朱熹初年秉承他父親的遺志，主張拒絕向金言和。後來他卻反對韓侘胄的北伐。可是他又不像孟子一樣的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而標榜“言規恢於紹興之間（1162年前）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1173年）為邪”，這已經將一個技術問題當作一個道德問題。他在1188年諫孝宗：“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這已經相當唐突。而他接著又解釋皇帝之無成就乃是修養的功夫不夠。“無乃燕閑蠖濩之中（退朝無事的暇時），虛明應物之地（心靈與外界接觸時），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以致“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他的建議則是：“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天理耶？人欲耶？”

這段文字充分地表現著一般理學主靜主敬的態度，也強調著個人心情凝靜時，在思想與行動“將發未發”之際，不可錯過機緣立即求善的重要。其宗旨與周敦頤所說“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接近。這類似宗教經驗的虔誠感應，在朱子看來，與《大學》所說的“正心誠意”可以融會貫通；也和孟子所謂“養氣”互相發揮。但是朱熹不以為這種方法出自個人經驗；他也不以之對皇帝作私人的忠告；而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為天子及以下所有讀書做官的人必所遵循。

12世紀至13世紀之交，中國面臨著一段艱苦的局面：一個龐大而沒有特長的官僚機構，無從掌握一個日趨繁復而多變動的社會，在全面動員長期預算膨脹下，南宋已經險象環生。而以財政上之紊亂為尤著。朱熹指出這些弱點非不真切。同時他做地方官的記錄，也證明環境需要他破除成規，以便對專門問題，找到合適的解決。他不強調這些技術上的因素，而偏在半神學半哲學的領域裏做文章，因此產生很多不良的影響。

周密說到宋亡前夕，一般崇拜道學的人物之作風：“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為麄材；讀書作文者則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為俗吏。其所讀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說、東西銘、語錄之類。”這些人的功業則是“其為太守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輯語錄。……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最後則“其後至淳祐間（度宗鹹淳，恭帝德祐，包括元軍入臨安前十年）每見所謂達官朝士者，必憒憒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為道學君子也。”

又加以傳統政治制度的設計，采取間架性，真理由上而下，皇帝的面目為“天顏”，他的命令則為“聖旨”。朱熹之所提出，事關整個儒家經典所綜合之樞紐。既見於他的奏疏，也聞於他主講的經筵（皇帝座前的讀釋經史）。朝廷無法等閑視之。要不是全部支持它，就要全部否定它，因之也給朋黨鬥爭留下了一種工具。朱子歷仕高宗趙構、孝宗趙奮、光宗趙惇和寧宗趙擴四朝。每朝之間他都產生了大小的糾紛，要不是得罪皇帝，就是冒瀆重臣。所以他被召之後又外派，剛作殿前文學之臣又作宮觀的主持人。最後他在寧宗朝得罪韓侂胄，落職罷祠，於1200年逝世。道學也一度被趙宋政府斥為“偽學”。可是1224年趙昀繼寧宗為帝，是為日後之理宗。韓侂胄已早死，理宗自己又崇拜朱熹的著作，他曾說：“恨不與之同時。”於是追贈朱熹太師，又和周敦頤二程張載同從祀孔子廟。茲後朱熹所注的四書，也為歷代開科取士的標準，他也可以說是繼儒家的正統。

理學叠經現代學者研鉆。周程朱張的學說出入於形而上和形而下，而以張載所謂太虛無形，氣有聚散，朱熹綜合前人學說，闡揚氣與理之構成各物最為中外學者稱道。因為所敘牽涉哲學，也近於各個人的人生觀，我們不能遽爾的說它對與不對。而且它在好幾個世紀使中國大多數學人相信儒家的倫理觀念不僅有自然法規natural law的支持，而且本身就是自然法規，我們不能不贊賞它力量之龐大。可是我們在20世紀末期，正在清算傳統的政治設計，亦即一種認為法制與經濟的體系，必先以抽象的公式造成，由上層機構賦予下層的辦法，不能不對和這種設計互為表裏的思想系統徹底批判。

理學或道學將倫理之理與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為一體，在1200年前後仍與歐洲思想界不分軒輊。可是歐洲在1600年前後已將有關於倫理之理與物理之理劃分清楚（此亦即Joseph Needham所謂natural law與law of nature不同），而在中國則二者依然混同。以朱熹作總代表的理學或道學不承認宇宙間各種事物有他們力所不能及，無從解釋的地方。馮友蘭之《中國哲學史》內11章至13章，摘錄以上諸人語錄198則，每則都出於肯定的口氣，似乎人類應有的知識，都在他們確切掌握之中。這種態度無疑的已受當日皇權萬能的影響（參閱“何以改革者又是書呆子”一章），即此一點已與科學精神背馳。如是理學家或道學家所談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與具體之物混為一談），只能美術化的彼此印證，不能用數目字證明。其結果則有如Needham之所說，朱熹在沒有產生一個牛頓型的宇宙觀之前，先已產生了一個愛因斯坦型的宇宙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