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第2/3頁）

然則李世民被人恭維，並不是完全一致。“死囚歸獄”早就被傳統歷史家指責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譽。近人呂思勉則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漸染北俗，故驕暴之習，亦難盡免”。明朝的萬歷皇帝，被指責為昏君，卻對臣下稱：“唐太宗脅父弑兄，家法不正，豈為令主？”於是在經筵（文學之臣在皇帝面前講解經史，事後設筵的節目）時不許進講《貞觀政要》，也就是將唐太宗李世民二十二年禦宇的事跡，全部剔出於歷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來，公元7世紀，歐洲進入中世紀舊稱“黑暗時代”的期間不遠，日本也剛受大陸文化的影響，貞觀之治牽涉一套政治上的組織力量，當日在世界上無出其右。然則這種組織，沒有確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與唐代的影響，容以下各節述及。

現在就從太宗以道德成就為標榜這一點來看，可以窺見李世民的真實性格；並且這史實也使我們看清中國政治體系，雖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點，因此一千多年後不能保持它的領導地位，而為西方及日本占先。

李世民是李淵的次子，他與長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為正室太穆皇後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參加唐初討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戰事，只是功勞與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淵稱帝後，立建成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這樣就造成兩方的隔閡與猜忌。中國傳統寡頭政治的弱點，基於統計無法著實，將民間無數的爭執公平處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統技術能力之所及。於是只能使皇權極端化，事實上的青紅皂白不問，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諸“聖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則不公平亦為公平，不合理亦為合理。這樣操生殺予奪的大權，並且動輒以至善及極惡的名義獎懲臣下，使皇帝的寶座成為一個極危險的位置。一到繼承發生問題，更是變亂的淵藪。本書已經前後敘述父子叔侄姻親自相殘殺的事例多起，有時候當事人為從屬黨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歷史重演的悲劇。

李世民與長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構隙，牽涉到這樣的背景。他自己交結朝士，後來又控告他兄弟“外結小人、內連嬖幸”謀害他，見諸《舊唐書》（《舊唐書》在五代時根據唐朝文獻編撰，近於官方歷史。《新唐書》成於宋時比較客觀）。事實上他與他的僚屬在玄武門設伏，謀殺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親自張弓發箭射死，元吉則死於他部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建成與元吉各有子五人，也“並坐誅”。這事發生的時候太宗李世民自己才二十八歲，他的十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攬獲一並處死，則沒有在史書內詳細敘述。兩個月後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於東宮。

用傳統道德觀念闡解這段歷史，常有不著肯綮之感。例如司馬光作《資治通鑒》時，就指斥李淵不對，李建成不對，而李世民也不對。並非他的見解謬誤，只是這種意見今日看來，已算卑之無甚高論，用不著歷史家著書辯說。而且這“玄武門之變”業已發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個掩蓋事實，一千年後萬歷要避免貞觀一朝的往事，也是不著實際。況且又四百年後，萬歷皇帝在歷史上的地位更不能與唐太宗相比擬。

近代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學者，認為一個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謂id者，可稱為“生理之自我”，在這種原始的條件下，饑渴則需飲食，見異性則望狎幸，有爭執即動手廝殺，不較分寸，也無忌諱。只是這中國人所謂之“禽獸行”不能在群眾生活中適用。所謂super-ego者，也可稱為“社會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時受父母之教養，就範於社會的習慣，對本身欲望加以各種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縛，這種控制的力量出自社會自我。所謂ego者，則可譯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觸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欲望，一方面則對自己賦予一種社會價值value。這種種構成各人個性的程序復雜，包括壓制，轉變目標，自然其說，品性升華等等離奇的方式，多時其本人雖經過各種機械作用而不自知，或雖知而不願剴切承認。

唐太宗及貞觀之治，最便於用這種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釋，李世民是一個容易性情沖動的人物。他曾要盧祖尚任交阯鎮撫，盧已答應就任，回頭又向皇帝推辭，李世民邀請再三，盧堅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謂，我對你還不能驅使，如何能夠駕馭天下，當時斬盧於朝堂。所以呂思勉說他“驕暴之習，卒難盡免”，不是沒有根據。可是他既有弑兄脅父的行為，又曾讀聖賢書，不能無愧於中，且受良心譴責，因之更要表彰他種種行為，無非自衛。至於他和兄弟間要走此極端，則是他總戒律，“惟以撫接賢才為務”。既登九五之尊，則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劇的漩渦，只因為他有作堯舜之君的才華和能力。是以魏征系前太子洗馬（秘書及顧問），據說有教唆李建成圖世民的策劃，他也將魏征接收過來，倚為顧問，才表示他始終寬宏量大。以後魏征在貞觀一朝向皇帝諍諫二百余事，多時違犯太宗意旨，反被優容。《資治通鑒》有這樣一段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