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一代名將戚繼光在陽歷1588年1月17日離開了人間,按照陰歷計算,為萬歷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如果這消息已為皇帝所獲悉,則多半是出於東廠中秘密警察的勞績,因為政府的正式档案中並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三個月以前,戚繼光的名字最後一次在禦前提出。一位監察禦史上疏建議起用這位已被罷免的將領。這一建議使皇帝深感不悅,建議者被罰俸三月,以示薄懲。﹝1﹞戚繼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將領,其被劾罷官三年以後仍不能見諒於萬歷,原因全在於他和張居正的關系過於密切。

但是通觀本朝武將的經歷,其不幸似乎又不僅止於戚繼光一人。甚至可以說,戚繼光的謝世縱然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榮哀,然而他在生前所受到的重視,仍然大大超過了其他將領。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將俞大猷,和戚繼光一樣,具有再造本朝軍事力量的宏圖,但卻屢被參劾並受到申斥,難酬壯志。﹝2﹞另外幾位高級將領,盧鏜先被拘禁,後遭斥革；湯克寬被拘釋放,命令他戴罪立功,最終在塞外為國捐軀。戚繼光部下的將領胡守仁、王如龍、朱鈺、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職或戍邊的處分。﹝3﹞惟一的例外則是與他同時的劉顯,雖然屢被參劾,卻能巋然不動。這並不是朝廷對他特別垂青,而是他負有征剿四川“土蠻”的重任,這一戰爭曠日持久,也找不到更合適的人選取代他的指揮權。劉顯去世以後,他的兒子劉被譽為跨灶之兒,繼之而成為萬歷一朝的名將,但也叠經革調,1619年和努爾哈赤作戰,在倉猝進兵的情況下力戰而死。﹝4﹞

這些令人同情的遭際,在本朝帶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質。探本溯源,還必須從本朝文官和武將之間的關系說起。

概括說來,武將領兵作戰,和文官集團的施政原則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當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不能平衡,沖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調劑無效,通常就會導致戰爭。有時候嚴重的天災造成大面積的饑荒,百姓面對死亡的威脅,也會鋌而走險,訴諸武力。但是我們帝國的文官,則一貫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動用武力,對他們來說就是失敗的象征。他們具有一種牢不可破的觀念,即上自國家,下至個人,不能把力量作為權威。如果一個地區有什麽特殊的經濟利益,那麽就應當加以壓抑而不是提倡。至於天災足以引起戰爭,則尤為無知妄說,因為從道德觀念來說,天下的事物無不可以共同分配,災民的暴動,乃是小人犯上作亂的劣根性使然。

但是就武將來說,他們所受到的訓練和戰爭的經歷卻養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氣質。他們需要具備準確的選擇能力和決心,著眼點在於取得實效而不避極端：沖鋒陷陣,要求集中全力,對敵人的重點作猛烈打擊；退守防禦,考慮的是地形的險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斷然放棄；戰鬥勝利,就一心擴張戰果,而不為其他問題而猶豫。在一般情況之下,他們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視為賭博場中的籌碼,必要的時候可以孤注一擲。而大多數文官則以中庸之道為處世的原則,標榜穩健和平。武人在刀劍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馬功勞,在文官的心目中不過是血氣之勇,即使克敵制勝,也不過是短暫和局部的成功而已。﹝5﹞

在維持軍隊給養的問題上,同樣表現了帝國政府重文輕武的風氣。讓軍人自己組織和管理後方勤務,根本不能考慮；﹝6﹞即使是在文官管轄之下,把倉庫的地點按照戰略需要來作適當的配置,也被看作有悖於平衡施政的原則。這種風氣還使軍人退伍以後不能得到正常的社會地位。本朝治理農民的根本方針是保持他們的淳樸無知,一個士兵退伍還鄉,就等於增加一個無業遊民,因為他在軍隊裏所學到的技術和養成的起居習慣,已經難於再度適應農村的生活,事情的復雜性就會因之而增加。軍官退伍以後所引起的問題更為嚴重。在別的國家裏,一個退伍軍官通常都受到應有的尊敬,如果擔任民政職務,他的管理經驗也能保證他勝任愉快。然而事情適得其反,我們的軍官在長期訓練中所培養的嚴格和精確,退伍以後竟毫無用武之地。他會發現在軍隊以外,人們所重視的是安詳的儀表、華麗的文辭、口若懸河的辯才以及圓通無礙的機智。——總而言之,和他已經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這種觀念上的南轅北轍,使文官不僅在精神上對武官加以輕視,而且在實際作戰中,他們也常常對高級將領提出無理的指責。如果將領當機立斷,指揮部隊迅速投入戰鬥,那是貪功輕進,好勇嗜殺；要是他們暫時按兵不動,等待有利的戰機,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敵養寇。兵士抄掠百姓,該管的長官自然要受到處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卻常常是軍餉積欠過久。軍餉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發生事故,他們卻可以毫不承擔責任而由將領們代人受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