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居所（第2/9頁）

梁巨川曾是閻錫山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部行營主任。1929年，他接前清太監趙德山密告，稱西四牌樓羊肉胡同7號是清朝某王府，宅內地下藏有大量銀子。梁據情報告閻錫山，閻即決意收購此宅，並由山西省銀行北平分行撥款3萬元。購下後，梁派一個排的衛兵住在宅內看守。當年8月，動工開挖，共雇用20多名工人，施工期間許進不許出。如此一個多月，把7號住宅地下挖了個遍，也沒見半兩銀子，而地下滲出的水卻越來越多，只好用抽水機排泄，致滿街汙泥濁水。負責辦理此事的山西銀行經理王子壽將情狀上報閻錫山，閻復電要王將6號和8號也設法買下，繼續施工。總共挖了近半年時間，王子壽後來嘆道：“這也太開玩笑了，不但銀子沒有挖到，反而花了十來萬！”

北洋政府時期，中法實業銀行法方總經理名裴諾德。他的住宅在安定門內後圓恩寺，後來的圓恩寺電影院只是他家的一部分。這個院子原歸晚清重臣榮祿，後被中法實業銀行購入並加以改造成為總經理的宅第。

院內由一座很講究的樓房、數十間平房及寬敞的庭院組成。宅內有遊泳池、網球場、台球房、健身室、圖書室、大客廳、大餐廳、舞廳、盥洗室、小書房、浴室、臥室、汽車房、洗衣房、男女傭人房等等。各室的陳設除少量中國古董外，大部分是從法國購買或定制的。家具也是除少量中國硬木條案桌椅外，全從法國定制。其他如餐具、桌布、餐巾、手巾、床上用品、毛織品等，也都是從法國定制的。所有定制品上，都帶有法文“中國實業銀行”縮寫“BLC”字樣的圖案。宅內許多房間的頂棚和墻壁，是用鉛錫做裏加木板包鑲起來，外面用各色大緞裝裱。各種規格的鋼絲彈簧床，都附有鴨絨枕被。各屋地板上鋪滿定制的栽絨地毯。銀行倒閉後，巴黎派來的調查人員，看到這裏的情形，曾喻之為“王宮”。

九一八事變前，張學良在沈陽帥府旁邊蓋了兩所住宅。其中一棟為趙四小姐居住，張請西門子洋行為這棟樓房裝飾最新式的花燈，共花費兩萬余元。施工時，西門子洋行出於安全考慮，特地為趙宅設計了一種“無影反光燈”信號，即只要有人進門，室內即能察覺，以便及時防範。但工程未了，九一八事變突然發生，遂作罷。

袁世凱在老家河南項城有地300余頃，在彰德洹上村有地300頃和大宅院一處，連花園共兩百來間。他在北京錫拉胡同和炒豆胡同有兩所大宅子。天津地緯路一帶房產都為袁家所有，英租界小白樓數百間樓房也歸其所有。袁在香港也曾置有房產。

五四運動後，曹汝霖因家被火燒，一度住在北海團城。當時團城屬京綏鐵路局看管，曹在此閉門謝客，以寫字消磨時光。後來全家暫時搬到天津德租界，直到趙家樓的房子修好後，才搬回來。但曹仍來回於京津兩地。1922年春，曹又在燈市口同福夾道5號蓋起一所新住宅，規模堪稱宏偉，東院還有個戲樓。抗戰爆發前後，曹汝霖賣掉同福夾道5號的房子，遷入東公安街2號屬於鹽務署公產的一棟洋房。王克敏當上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後，看中了這幢房子，叫曹汝霖騰出來給他住。曹說：“你在外交大樓住著不是挺好嗎？何必要這個地方？”王說：“那是辦公的地方，不能久住。”堅持要曹搬出，曹雖極為不滿，也只能私下發發牢騷，最終還是在貢院大街4號典下一所房子搬了過去。

黎元洪時代，曹錕篡位心切，不擇手段地對黎施壓，竟然一度切斷了黎元洪在東廠胡同住宅的水電線路，對黎身心和生活構成嚴重威脅。那些日子，農商總長李根源天天去黎宅，名為保護總統，實則李系一介文官，又無衛士，只帶著程硯秋去黎家“保駕”。當年在北洋政府總長之間，風行接納唱青衣或花旦的京劇演員，如交通總長吳毓麟捧尚小雲，司法總長程克捧朱琴心，李根源則捧程硯秋。

1917年冬，段派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購置了一個大宅子，作為其派系議員聚會的場所，名為梁宅。起初參加聚會的有十來人，既無組織，也無召集人，參與者大多是晚上閑著無事，來這裏坐坐。後來加入者漸多，又添置了棋類、麻將牌等娛樂用品。到臨時參議院即將結束，兩院選舉即將到來時，梁宅才越來越染上政治色彩，段派要角王揖唐等也時常來參加。這時，大家認為應該有一個正式的政治組織，用梁宅的名義又似有不妥。有人提議：“這個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嗎，安國福民，名詞很好，就叫安福俱樂部吧。”與會者一致同意。於是，操縱中央政權達兩年並名噪一時的安福系，就這樣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