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飲食（第7/11頁）

吳昌碩活了84歲。晚年於酒宴逢請必到，到則大吃大喝，回家便常鬧肚子，屢教不改。

馮國璋愛吃玉田醬肉，每差仆人去買時，為防止被偷吃，必令切成整齊的四方塊。有時用醬肉待客，怕客人多吃，馮總是親自操刀，把肉切得薄如片紙。若有零星碎肉沾在刀上，他都要用舌頭舔幹凈，有時舌頭不慎被刀劃破，致滿嘴流血，得不償失。其為人之吝嗇，可見一斑。

尚小雲不“懶做”，但“好吃”。有文章記述他愛吃的東西很雜，如天福號的醬肘子、荷葉包子等。平時嘴裏離不開零食，吃完了花生吃瓜子，吃完了瓜子又吃水蘿蔔，吃完了蘿蔔再吃梨……

鐘敬文一次冬遊西湖，在靈隱寺門外的飯館喝酒，他把從山路上帶下來的一團雪放入酒杯，混著喝。堂倌說；“這頂得上冰淇淋了。”

民國初年，豐子愷在杭州第一師範讀書。夥食是八人一桌，五個菜，豐子愷把吃飯形容為“老虎吃蝴蝶”。所謂五個菜，盛在高腳碗裏，蔬菜是淺零零的，整塊的肉難得一見。一碗菜裏露出疏稀的幾根肉絲，就算不錯了。學生都跟餓狼似的，一開飯，十多只筷子一齊插向菜碗裏，八面夾攻。有高手在菜碗裏轉一圈，便把肉絲一筷子掃盡；另有高手從底下斜插進去，把唯一的雞蛋掏走大半個……這些半大孩子的飯量也讓人瞠目，有的一頓吃十來碗飯，此桌吃到碗底朝天，再轉移到彼桌，“好像逐水草而轉移的遊牧之民”。

1933年春，林語堂遊杭州，在火車上和一土豪對坐，林因此自認“乘位不好”。開車十分鐘後，土豪開始大吃大喝起來，先叫了一盤“中國大菜式的西菜”，不久，又要了一大杯燒酒，接著又要了一份白菜燒牛肉，林語堂數了數，牛肉有十二片之多。最後又上吐司五片，奶油一碟。林語堂就此斷定：此人50歲時必死於肝癌。

作家施蟄存酒量不行，自稱一杯啤酒就能讓自己醉態酡然。但他又好酒，追求薄醉的感覺。他曾細致入微地表述這種感覺：“得好酒二三兩，醉蝦一盤，或鹵雞一碟，隨意徐飲之，漸漸而面發熱，眼花生纈，肌膚上有溫柔纖軟之感，口欲言而訥訥，心無感而淒淒，乍若欲笑，忽復欲哭，此薄醉之時也。”

據施蟄存觀察：“杭州人吃酒似乎等於吃茶。不論過往客商，販夫走卒，行過酒店，聞到香氣，就會到櫃台上去掏摸出八個或十個銅元來燙一碗上好的紹酒，再買三個銅元的花生米或兩塊豆腐幹，悠然獨酌起來。吃完了再趕路做事。”

上世紀40年代，作家金性堯一次在杭州的廟裏吃齋飯。“菜凡八器，而食客則有三人。”其中的幾樣菜是現從菜地裏拔出來烹燒的，金描述為“一上舌本，果然不同庸味”。

田漢一次坐火車過嘉興南湖，買來湖菱大啖，稱：“我的指甲都剝開了，但還不肯釋手。”他一人吃了兩籃子菱角，從嘉興一直吃到杭州。

居士金復三烹素齋的廚藝很高，他久住杭州煙霞洞，一次張元濟一家到此一遊，正當飯口，在廟裏吃了一頓金復三做的素餐，四菜一湯，有竹筍和豆制品，蔬菜和筍是現從地裏采摘的，十分可口。張元濟夫婦議論說，上海有名的功德林哪能吃到如此新鮮的蔬菜。胡適曾在煙霞洞養病數月，金常給胡適掌廚。1947年，金已年過八十，曾托人帶信給在北平的胡適，盼胡到杭州一聚，將再親手為胡燒幾樣素菜。胡回信答應第二年到杭州看金，不料事過不久，金便去世。

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教授們生活頗為清苦。不少教授不帶家眷，等同於過集體生活。文科研究所雇一當地人打雜做飯，七八個人一桌，每頓只兩菜一湯，菜為炒蘿蔔和豆豉。飯費每人每月400元。後有教授不堪其苦，到外面包飯，每月500元，夥食比之前有所改善，六七人一桌，每頓有一大碗紅燒牛肉或豬肉，尚屬夠吃。早上是稀飯、油炸花生米。

1943年聖誕節，西南聯大教授浦江清請幾個同事在昆明金碧路南豐西餐館聚餐，客有唐立庵、羅莘田、聞一多、朱自清、許駿齋等。西餐是分餐制，一客70元，有湯、小吃、雞、豬排、咖啡、水果、面包，果醬另算。這頓飯浦江清花了500元。而四五年前他們剛來昆明時，同一家餐館，一客不過三四元，已吃得大飽。如今一客70元，也僅僅是果腹而已。

1944年初，馮友蘭夫婦將去重慶，聯大教授遊國恩為其餞行，並邀同事作陪。浦江清也到席，事後他大贊遊夫人的廚藝：“扣肉及一雜羹，皆美味出人頭地。”

抗戰前，北平的大飯館，如同和居、砂鍋居、森隆等一桌子飯吃下來需20元上下，東興樓、豐澤園還要貴點，一般收入的家庭基本不敢問津。最高档的是廣東人譚篆青家姨太太掌勺的譚家菜，一桌40元。據說很少有在譚家菜請客的，都是湊10人均攤慕名去嘗鮮。譚家菜的主菜是一人一碗厚味的魚翅，這也是顧客花“重金”來這裏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