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飲食（第2/11頁）

馬其昌是袁世凱時代總統府的“典膳”，負責袁私人的廚房，大約有20個以上的傭人歸其管。袁世凱的夥食費本來是每天100元，某日袁問馬：“我一天飯費花多少錢？”馬據實告以百元，袁連聲說“要減要減”，遂減為60元。袁每天得喝雞湯，負責熬湯的雞湯劉，是袁從天津直隸總督任上帶過來的專人，退休後子承父業。

袁世凱每天吃兩頓飯。他是河南人，但不吃家鄉飯，而是由天津一個姓徐的廚子掌勺，整成了天津口味。據說徐冬天上灶，身穿青緞子面狐腿皮襖，顯見是隨著袁的發跡也發（天津話，讀四聲）了。

作家李準生長在河南農村。抗戰期間，他在達德中學讀書時，逢河南大旱，學校的夥食標準一再看減。先是停止供應饅頭，每天兩頓面片。李準在同學裏，屬於年紀和個頭都不大的。逢開飯，兩大鍋面片擡出來，個大力壯的學生便擠到前頭，每人把著一把長把勺子，專撈面片。這些孩子的“撈技”也很高超，用勺子一攪，再一撈，稠的就進碗了。待李準這樣身單力薄年紀又小的孩子湊到跟前時，往往就剩下半鍋面湯了。隨著旱情的發展，片兒湯也喝不上了，開始“跑灶”。李準回憶說：“每星期天回家背點紅薯面餅饃，由母親烙好卷點韭菜花，背到學校，每天啃點幹餅饃，喝點開水。”

陳強當年作為熱血青年，先到延安，入魯藝，後隨文藝大軍開往敵後。此期間日夜行軍，翻山越嶺，備嘗艱辛，經常是幾天也吃不上一頓正經飯。一日，部隊到達太行山區一個叫張谷莊的村子休整，邊區政府送來糧食。他們都跟餓狼似的，無論男女，沒人摟得住。陳強一氣吃了四大缸子面條。據他回憶，那頓飯平均每人吃兩斤。後來隨隊的醫生勸大家少吃，說這是患了胃擴張的毛病。

正品尼姑在廟近60年，她晚年回憶說：“入廟以後，必須吃齋。吃齋有兩種，一是吃全齋，就是長年吃素，魚肉類不能吃，蔥蒜不能吃，就連雞蛋也不能吃，只能吃豆腐、蔬菜一類的東西。再是吃花齋，即每年舊歷六月、臘月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吃素，其他時間可以吃葷。一般是師父吃全齋，也要求自己的徒弟跟著吃全齋；師父吃花齋，徒弟也就吃花齋。”正品是山東人，在廟裏學會了烹調，曾站廚房掌勺。

虞洽卿喜歡吃豬下水。虞公館附近有一家名同華樓的寧波菜館，店內的一道“糟缽頭”，為其他寧波菜館所不見，相傳為虞洽卿親授。這道菜就是把豬腸、心、肝、肺之類切成薄片，用砂鍋文火燉幾個小時，直至豬雜酥爛，再加上糟鹵後取食，據說其味無窮。有很長一段時間，虞洽卿每天中午來此吃飯，總是兩碗米飯一個缽頭，吃完便走。

拈花寺是京城名刹，民國時期，廟裏的和尚等級分明，過著迥然不同的生活。方丈朝則牛奶，夕則銀耳，雖是素食，卻不失為美味佳肴，且價高於葷味。稍遜於方丈的是寺中的“中層幹部”，即一些“職事”僧，他們每頓四菜一湯，每五天吃一次面條，平時中午與清眾同飯菜，下午則一律吃白米飯。一般清眾每日兩幹一稀，中午和晚上都吃粗糧，隔天吃一次白米飯，初一、十五吃饅頭，副食是大鍋菜和鹹菜。

當年，京城的高等居士被各寺廟奉為上賓，他們一入廟，全寺上下都得跟著忙活，唯恐招待不周，也顧不得什麽禁例了。大居士鄭文軒的妻子每到拈花寺都非去方丈室抽大煙不可。一次，廚房忘了做杏仁豆腐，鄭太太大為不滿，臨走放話：“以後再也不到拈花寺來了。”就因為這句話，全寺僧眾挨了方丈全朗和尚的半天臭訓。

李叔同出家數年後，一次，他在浙江師範教過的學生李鴻梁去廟裏拜訪。弘一法師說：你來得很巧，今天寺裏吃“羅漢菜”，你在這裏吃中飯。開飯時，李見桌子上擺著六碗菜，弘一法師換上破衣，指著桌上兩碗同樣的菜對李說：“這就是羅漢菜。”又說明了另外四色不同樣的菜，是他特地告訴廚房臨時添的，可知僧眾平時午飯只有一種菜。所謂羅漢菜，是蠶豆、豇豆、茄子等等用白水煮熟再加上一點鹽的一種什錦菜，各種菜都能充分保持原味。弘一法師大概偏好這一口，那天就著羅漢菜吃了三碗飯。

印光法師是弘一法師的前輩，他自甘清苦的飲食風格，與弘一類似。印光是陜西人，喜吃饅頭，每頓飯僅粗菜一碗，末了必用饅頭將菜碗擦幹凈吃掉，或用開水沖菜底當湯喝。他一生雲遊四方，住上海太平寺時，一位姓關的居士請他去吃齋，他謝絕再三而不得，便要求只需高裝饅頭一盒，豆腐渣一碗，關居士照辦，他才答應。更有甚者，他雲遊至蘇州報國寺時，有一次因菜裏所用醬油稍好，把寺裏的明道法師訓了一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