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結語(第8/9頁)

財政制度最值得注意的特點是它的被動性,幾乎沒有中央計劃。當危機來臨時,才采取一些防範性措施或進行一些調整。鴉片戰爭時海關稅管理不善就充分說明了這種自我滿足的態度。

貫穿這一研究的中心點是各個層次的制度性的缺陷,而不是官僚個人的瀆職和腐敗。對於後一方面,盡管資料豐富,但卻是第二位的、表面上的,它容易轉移人們對財政管理的主要問題的關注。

這一制度的延續是依靠不斷地強化文化上、政治上的統治來實現的。的確,在一個自給自足的龐大國家裏是能夠漠視外來的商業壓力和競爭。然而,16世紀是世紀歷史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當時西歐已經開始向近代轉變,越來越多的歐洲人開始到達東亞。雖然中國的面積和遙遠的距離使中國人與西方人的沖突延遲了三個世紀。但在16世紀,歐洲人就已經開始向中國的孤立與自給自足發起了第一次挑戰。1524年,克裏斯托旺·維勒拉(Cristavao Vierira)一度被關押在廣州,他就曾說過用不上15艘葡萄牙戰船和3000名士兵,他就可以控制這座城市〔50〕。

本書中的許多證據,盡管還不完整,但也說明了中國新近的一些經濟問題,諸如在將農業盈余投資於工業生產的困難,這是有歷史根源的,一些事例可以追溯到16世紀。任何一種財政政策,實施了很長一段時間就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國家的歷史。因此,並不應該因為其不合情理,就認為明代建立起來的財政制度是微不足道的,這是不明智的。一個制度缺乏積極的因素並不表明其整個影響的喪失。

注 釋

〔1〕王毓銓(Yü-chüan Wang),'The Rise of Land Tax', p.201.

〔2〕同上,頁202。

〔3〕1641年,每年戰爭加派額是21330735兩。見孫承澤《夢余錄》35/17。他是從戶部得到這一數字。

〔4〕這些數字是根據陳仁錫的《世法錄》中記錄的數字計算出來的。見該書34/1—78。

〔5〕關於17世紀的物價水平可見於:葉夢珠《閱世編》;彭信威《中國貨幣史》頁459—461。也參見全漢升《明代北邊米糧價格的變動》頁49—87,該書中提到的過高價格並非正常時期的價格。

〔6〕王毓銓,'The Rise of Land Tax', p.202.

〔7〕見《清聖祖實錄》4/9;《清世祖實錄》61/6—7,70/31—32,79/23—24;《長沙縣志》7/2;葉夢珠《閱世編》6/2。

〔8〕《崇禎存實疏抄》2/72—89。

〔9〕Creel, '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p.155.

〔10〕Hucker,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p.43.

〔11〕顧炎武的觀點譯文可見於de Bary, ed.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pp.611—612。也見於Yang, '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 p.4.

〔12〕見Hucker,'The Tung-lin(東林)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見於John K. Fairbari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p.133;也見Hucker, Censorial System, p.153.

〔13〕海瑞《海瑞集》頁24。

〔14〕同上,頁25。

〔15〕《明史》226/2602。

〔16〕海瑞《海瑞集》頁50。

〔17〕這些信可見於《海瑞集》頁441、447、448、449、467、469、541。信中沒有透露出這些禮物的具體數量,但是提到了一位總兵曾經惠贈給他一條船用來旅行。另一位總兵的饋贈之重足以置“墓田數畝”。《海瑞集》頁417、465、474提到了返還饋贈之事。

〔18〕同上,頁25。

〔19〕何良俊因此受到批評,見《海瑞集》中吳晗的序言。見該書頁9—10。

〔20〕同上,頁279—280。

〔21〕同上,頁190、195、280、284、289、408。

〔22〕Smith, 'The land Tax in the Tokugawa(德川)Period', pp. 204.

〔23〕王世貞認為萬歷皇帝的貪欲是因為嫉妒朝臣和中官的奢侈生活。見焦竑《獻征錄》17/104;《明史》213/2482。

〔24〕Liu., Reform in Sung China, pp.4,6,49,56—7;Hartwell, 'Financial Expertise', p.298.

〔25〕同上,頁298;Twitchett, 'Salt Commissioners', pp.60—89.

〔26〕孫承澤《夢余錄》25/29。

〔27〕楊聯陞(Yang, Lien-sheng)寫道:“盡管匯票在17世紀已經存在了,但最早的‘山西票號’也不會早於1800年。”見Yang, Money and Credit, p.82.

〔28〕參見我的博士論文“The Crand Canal During the Ming Dynasty"(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4; also available in University Microfilm), pp.21—37.

〔29〕《天下郡國利病書》,11/16,12/64、68、71、73、74、79。

〔30〕牧田諦亮:《策彥入明記の研究》,I,頁24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