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一九章 雲中黃河（下）

宗弼在河南的情況，和宗翰在雲中的情況完全不同。

女真人在河南的地盤，比起雲中要大一些，這裏是中原腹地，舊宋京師所在，雖然幾經殘破，但經濟情況仍不是雲中這樣的北地邊郡可以比擬。不過，宗弼也面臨著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他統治的地方完全是漢人的地盤，無論經濟形態、社會環境都和形成於東北的女真民族大相徑庭，宗弼在這裏的統治，就像一個男人頭上帶著一頂女人帽子，怎麽看都覺得格格不入。

這段時間來，宗弼能維持在此間的統治，得益於南北兩大勢力一個無力南下，一個無意北上。河南民間最有反抗意識、民族氣節與組織能力的人，在靖康年間就大量北上南下，或歸入曹廣弼、忠武軍旗下在兩河遊戰，或扈從趙構移民江東，此刻留在本地者或隨波逐流，或逆來順受，甚至助紂為虐、樂為胡奴，加上漢軍遲遲沒有進入這個地區，趙構又有意將宗弼的勢力作為漢宋之間的緩沖，內外局勢兩相配合，便讓中下層的民眾對反抗漸漸失去了希望而承認了女真的統治，雖然宗弼統治期間河南民間反女真的事件月月都有，但全部由於缺乏組織與外部呼應而一一失敗。

金軍東路軍南下以後，雖然在較早的階段展現出頗為強勁的侵略力度，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東路軍由上至下都迅速呈現出本地化的傾向。在政體上宗弼不得不大量起用漢人官吏，因為女真統治者無法創制出一套比舊畿原有統治體系更先進的模式，所以只能依靠漢人文官實行漢制統治。不但文治如此，就是南遷的女真人在民俗上也漸漸被當地人影響——女真武力雖強，但一到中原舊畿，就如一盆淡水倒入一鍋鹹水裏，沒味道也變得有味道了。

如果說宗翰集團在雲中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財政問題，那宗弼集團在河南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便是文化問題。再這麽發展下去，宗弼集團被同化為一個地區性政權只是遲早的事情，一旦女真完全喪失北族的鋒芒，那時就只能等待漢廷或者趙宋來收編了。

宗弼集團上層的首領都看到了這種危機，所以盡管在財政上不如宗翰集團窘蹙，卻也十分急迫地要主動出擊。而這次北上，河南金軍的主力已不是騎兵，而是步兵——甚至過半的精銳也是如此。軍隊的成分，漢軍的數量也遠遠超過胡部。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征兆，但宗弼本人也沒有辦法。不過幸好，這些漢軍竟也展現出了頗強勁的戰鬥力，而且暫時來說沒有發生叛變的事情——畢竟，宗弼還能保證他們的糧餉，所以他們對異族主子竟也頗有幾分忠心。

戰爭在宗弼收到南宋朝廷的口頭允諾後就全面打響，沒有出路的宗弼在得到趙構的保證後，發動幾路大軍威脅著漢軍在洛陽、河東與河北的防線——山東方面出於與趙構的秘密協議而沒有進攻，那是打算留給宋軍的。

這時李彥仙已調離了洛陽，到西北赴任，洛陽的守將成了王彥，他依靠汜水與嵩山抵禦宗弼的進攻，半點不落下風。徐文駐守河內，防備宗弼渡河抄襲河東。而幾個方向中的重中之重——河北方面，則由曹廣弼坐鎮大名府，正面對抗宗弼的北上主力。

戰爭開始的時候，承受著過重政治壓力的曹廣弼，在布局上似乎顯得有些求全責備，為了保護河北這一年來經濟重建的成果，曹廣弼對邊界州縣幾乎是處處重視，但處處重視的結果卻變成了平均用力，當金軍大舉掩來之際，一些地區的兵力布置顯得浪費，而一些地區面對金軍的集中兵力卻出現了薄弱環節，曹廣弼這次失誤的結果就是導致了一部金軍入侵到滄州南部，對塘沽政局的安穩造成了相當大的沖擊，甚至影響到了漢廷外交上的形勢。

幸好，宗弼也沒有預期到這次出乎意料的勝利，所以沒能及時在漢軍的這個缺口上追加兵力，而被曹廣弼急忙調遣大名府的預備軍彌補了這個漏洞。

這個事件讓曹廣弼意識到此刻的宗弼軍，無論是在兵種戰力上還是將領的戰略思維上，都已經和與初下河南時的宗弼軍大不相同。他針對眼前的局勢，重新調整了黃河戰線的布局。不過無論多麽優秀的將領，在進行這麽大規模的調整時也不可避免地會露出破綻，曹廣弼也不例外。而宗弼又偏偏敏銳地捕捉到曹廣弼的這個破綻，在漢軍諸路尚未布置妥當之際，便率領三萬步兵、五千騎兵直逼大名府城下。

大名府地處黃河兩大河道之間，大運河北段永濟渠亦經此處，雖為交通要道，卻不是易守難攻之堅城。當時大名府的正規軍隊又只有八千人，面對金軍突如其來的進攻，城中軍民無不惶惶。黃河防線的樞紐就設在這裏，防範宗弼、趙構的黃河軍區大本營也在這裏，一幹參謀在宗弼的壓力下大多嚇得手足無措。他們知道這一戰關系的將不僅是大名府的存亡，更關系到整個黃河戰線的成敗，而黃河戰線的成敗又關乎整個漢廷的存亡！如果只是一城一地之失，他們還可以鼓起勇氣抱著為國捐軀之心赴難，但是這一仗，他們實在輸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