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論史篇】 彭林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二）（第4/26頁）

最早為《儀禮》全書作注是的鄭玄，此前只有少數人為《儀禮》的某些篇作過注，如馬融作的《喪服注》即其例。鄭玄的情況已在介紹《周禮》時談到，此處不再重復。鄭玄的《儀禮注》和《周禮注》一樣，文字精審，要言不煩，博綜眾家，兼采今古文，受到廣泛的歡迎，成為《儀禮》研究的不祧之祖。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嚴辨宗法血統，《儀禮·喪服》根據服喪者的嫡庶親疏身份，對喪服的樣式作了嚴格的規定，因而《喪服》研究成為當時的時尚，著述極多。唐代學者在總結兩漢、魏晉南北朝經學的基礎上作《九經疏》，其中的《儀禮》疏是由賈公彥做的。遺憾的是，盡管賈氏的《周禮疏》贏得了很高的學術聲譽，但《儀禮疏》得到的評價並不高，原因是魏晉時《喪服》獨盛，其它各篇研究較差，所以賈氏作《儀禮疏》時，《喪服》一篇所引章疏有袁準、孔倫等十幾家，材料比較豐富，而其余各篇所引，只有南齊的黃慶、隋的李孟哲兩家，詳略十分懸殊，而且黃、李二家的注水平也不高，連賈氏自己都不滿意。

唐以《易》、《詩》、《書》、《三禮》、《三傳》等‘九經‘，考課取士。按經文自數的多少，將‘九經‘分為三等，《禮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公羊》為中經，《周易》、《尚書》、《儀禮》，《谷梁》為小經。由於《禮記》的字數比《左傳》少，所以，攻大經者竟相讀《禮記》；中經與小經之中，《周禮》、《儀禮》、《公羊》、《谷梁》四經或文字艱深，或經義晦澀，難收速效，故鮮有攻讀者，這是‘三禮‘之學中衰的重要原因。

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宣布廢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儀禮》也在廢罷之列。古代科舉分房閱卷，從此之後，再無《儀禮》之房，因此，誦習《儀禮》的學者寥若晨星，《儀禮》屢經翻刻，訛脫衍倒之處在在多有，但由於誦習者少，很少有人問津。朱熹曾慨嘆：《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元、明兩朝，學者高談心性理氣，多不願研究以名物制度為主的《儀禮》，所以《儀禮》之學益微，不絕如縷。

有清一代，是《儀禮》之學的極盛期，名家叠出，著述宏富，學術水平也遠超前賢。清代的《儀禮》研究，始於顧炎武。康熙初，顧炎武以唐開成石經校明北監本‘十三經‘，發現《儀禮》一脫誤最多，他在《九經誤字》中曾詳加臚列。稍後，張爾岐作《儀禮鄭注句讀》，附《監本正誤》、《石經正誤》二卷，詳校《儀禮》經注之誤。其後有許多學者致力於《儀禮》的校勘和研究，由於他們不懈的努力，《儀禮》的原貌基本恢復，為《儀禮》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清代《儀禮》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胡培翬的《儀禮正義》。胡培翬，安徽績溪人，自祖父胡匡衷起，一門四世皆致力於《儀禮》研究，積澱深厚。胡培翬本人又以四十年之功，作《儀禮正義》四十卷，成為《儀禮》研究集大成的著作。胡氏把自己的工作概括為四點：一、‘補注‘，即補充鄭注之不足；二、‘申注‘，即申述鄭注之義蘊；三、‘附注‘，與鄭注相異而義又可通的說法，附而存之，以資研究；四、‘訂注‘，即訂正鄭注的錯誤。此書不僅對以往《儀禮》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總結，解決了許多難點，而且新見叠出，使《儀禮》研究躍上了全新的台階。

作者： 溪山琴況 2005-8-10 21:58 回復此發言

34回復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連載

四、《儀禮》的價值

《儀禮》一書，記載的是先秦的禮儀制度，時過境遷，它是否已經沒有任何價值可言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儀禮》作為一部上古的經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此書材料，來源甚古，內容也比較可靠，而且涉及面廣，從冠婚饗射到朝聘喪葬，無所不備，猶如一幅古代社會生活的長卷，是研究古代社會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書中記載的古代宮室、車旗、服飾、飲食、喪葬之制，以及各種禮樂器的形制、組合方式等等尤其詳盡，考古學家在研究上古遺址及出土器物時，每每要質正於《儀禮》。《儀禮》還保存了相當豐富的上古語匯，為語言、文獻學的研究提供了價值很高的資料。《儀禮》對於上古史的研究幾乎是不可或缺的，古代中國是宗法制社，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家一族，無不浸潤於其中。《儀禮》對宗法制度的的闡述，是封建宗法制的理論形態，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國的特質，就不能不求於此。此外，《儀禮》所記各種禮典，對於研究古人的倫理思想、生活方式、社會風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