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幽州諂臣

是勛在太學裏講課，首先嘗試強化學生們的“國家”概念。

因為這時代的士人並沒有完整的國家概念，更不知道什麽叫“愛國主義”，他們往往只有家族的概念，在大多數士人眼中，所謂漢天子，不是國家的代表，而只是天下最大家族的代表而已。明朝人能說“國家養士百五十年”，漢朝的士人可說不出這話來。他們只會想，是因為家族在地方上或朝廷中有勢力，我才能或被薦舉或因萌蔭而入仕，除了自身的努力外，出人頭地全靠家族支持。國家？給了我什麽好處了？怎麽就養我了？

儒家講忠君，但初期的忠君思想又與後世不同，忠於君其實可以等同於“忠誠於上級”，對於士人來說，他所要忠的是上級的卿大夫，卿大夫所要忠的是上級的諸侯，諸侯所要忠的上級的天子。一直到漢武帝搞“大一統”，才開始告誡臣民，你們層層忠君是應該的，但更應該忠於我這個天下之最大君。可是逮至漢末，這一思想也並沒有徹底地融入人心——這時候的官僚與其屬吏仍可君臣相稱，便是明證。

故而，是勛首先要把國家立起來，把天子作為國家的代表，要求士人們以忠於天子為表象，以忠於國家為實質，希望從思想上鏟除掉家族利益這根毒苗，從而阻止門閥世族的繼續擴張和腐爛。

所以他說“先知愛親，然後及於愛人，及於愛家，及於愛國”，不提天子；又說“愛於家，及於君，至於國”，把“君”（可以是上級，也可以是天子）放得比“國”低一層級。

只有培養起了士人的國家概念、愛國理念，才能提升凝聚力，抵禦將來可能會洶湧殺來的外侮。至於個人價值、思想自由那類玩意兒，現階段還根本談不上，那些新思潮只會加大離心力，在摧毀家族之前，先把國家給搞跨嘍。

他這在太學的第一堂課，簡明扼要，才不過講了半個鐘點兒而已——肚子裏貨色有限，再多也講不出來了。然後端起水杯來潤潤嗓子，就開始讓學生提問。太學生們都覺得挺新奇，那時候除非上小課，否則老師很少花太多時間回答學生的各種問題——好比鄭玄在高密五日一開講，就壓根兒沒有問答環節。

學生提問，對是勛是一次挑戰，因為他本身既不是思想家，也不夠純粹的學問家，所長之處，只有口舌之利罷了。但是面對那麽多學生，你不能總靠詭辯蒙混過關啊，總得抖點兒幹貨出來啊。因此他事先聲明：“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聖賢尚且如此，況我等耶？”

完了又抄襲韓愈的《師說》：“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卿等若能難我，非我不賢，是卿等有專攻也。我不能答卿等，非我不足為師也，是卿等已可出師也。不拘何惑，盡可問之。”咱有言在先，你們有什麽疑惑盡管提，但我不一定答得出來。

不過話雖然這麽說，太學生裏真正有思想的其實也鳳毛麟角，很多人只是死摳經義，被是勛三言兩語就給打發了，某幾個談了談孝道，論了論忠君，倒也不出是勛的意料之外。基本上，他這頭一堂課，算是比較順利的。

但即便如此，上完了課下來，還是滿頭的汗，連嗓子都有點兒啞了，轉身就對許慈說：“今日始知為師之不易也。”然後當著學生們的面，直接把手裏捏的那本《孝經》遞給了諸葛瑾：“相贈與卿，且勤學之。”

諸葛瑾感激莫名，畢恭畢敬，雙手接過。很快，這小子就被學生們給包圍起來了，人人伸手，都想摸摸看這本書，琢磨琢磨，究竟是怎麽裝訂起來的哪？

諸葛瑾是聰明人，他常來常往是勛府上，很清楚是勛建坊造紙和打算賣紙的事兒，所以當著同學們的面，極言用紙的方便，並說：“此乃故兗州刺史曹公家坊所制，其質為關東之冠。”是勛早就關照過他們了，我也就跟荀彧、鐘繇這些朋友們老實交待是自家作坊，你們可別到處去亂說，別人問起來，就報曹德的名頭。

造紙，那是為了自家的習慣，也為了文化更方便傳播，要是能賣錢充實一下腰包，當然更好，他可並沒有想在史書上被寫成蔡倫第二。

是勛這一段時間大是悠閑。侍中一官，本為散職，供皇帝直接指使，武帝後逐漸成為別職的加官，得入禁中奏事，逮魏晉而權同宰相。但是勛腦袋上只頂了個侍中的名號，並沒有本官，所以仍然只備顧問而已，換言之，不顧不問則啥事兒都沒有。